小人物与世界大战（阿拉伯的劳伦斯+天生幸存者）.epub

总目录
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

作者前言
在战争中，语言往往就是一种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东战场便是如此。例如，协约国既使用“奥斯曼帝国”，也使用“土耳其”这个词。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协约国越来越偏好“土耳其”这个说法，这无疑是在力图让世人相信，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土耳其民族是需要解放的被奴役者。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在战前和战争初期，协约国的文件中常常将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称为奥斯曼叙利亚地区下辖的省份，但英国和法国开始谋划在战后攫取这些地区的时候，就渐渐不用这种说法了。一个更为微妙的例子是，所有西方国家，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主要战争盟友——德国，都一直使用“君士坦丁堡”这个名称（“君士坦丁堡”是这座城市属于基督教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名字，拜占庭于1453年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消灭），尽管本地人将这座城市称为“伊斯坦布尔”。
很多研究中东的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使用西方人偏爱的标签——“土耳其”而不是“奥斯曼帝国”，“君士坦丁堡”而不是“伊斯坦布尔”——表明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视角，这种视角的最恶劣形式被用来为欧洲的（帝国主义的）历史观造势。
这给专门研究西方在该战区的角色的历史学家们（包括我本人）制造了一个难题，因为他们的大部分研究当然都是基于西方的文献资料。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必须在清楚明晰和政治敏感二者之间择一；我感到，如果我一直使用“伊斯坦布尔”这种说法，而几乎所有参考文献都说“君士坦丁堡”的话，就会给很多读者造成困惑，因此我选择了“君士坦丁堡”。
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些语言上的差别在当时并不像一些当代中东历史学家认定的那样泾渭分明。甚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战时的领导层也常常使用“君士坦丁堡”这个说法，对“奥斯曼”和“土耳其”这两种说法也会混用（见第一章，杰马勒帕夏的碑铭）。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纠结过久，只会造成更复杂的问题。正如奥斯曼历史学家穆斯塔法·阿克萨卡尔在《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之路》中承认的那样，“在1914年，要说什么‘奥斯曼政府’或‘奥斯曼内阁’，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因为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明确地批驳了‘奥斯曼主义’，打定主意要建设一个为土耳其人所有、为土耳其人服务的政府……”
总而言之，我和本书的主要人物一样，倾向于多多少少地将“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混用，主要是考虑在具体的语境中哪个词更合适；而为了清楚明晰起见，我只用“君士坦丁堡”。
另一个和语言有关的问题是，阿拉伯语名字的音译方法五花八门。为了保持前后一致，我采纳的是参考文献中最常见的拼写方式，并在所有引文中对其进行标准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采纳的音译是根据埃及阿拉伯方言的发音。例如，穆罕默德·法鲁基的姓氏[1]“法鲁基”在当时的不同文件中有诸如Faruqi、Farogi、Farookee、Faroukhi等不同拼法，我则始终使用Faroki。最显著的例子是，T. E.劳伦斯的主要阿拉伯盟友费萨尔·伊本·侯赛因被劳伦斯称为Feisal，但其他绝大多数人，包括历史学家，都把他的名字拼写为Faisal。为了避免混乱，我全部使用Faisal这个拼法。
另外，英语的标点使用方法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劳伦斯在写作时使用的标点尤其独树一帜，有人也许会说是违背常理。有的引文中的标点可能会让现代读者感到困惑，于是我全部改用现代标点。我只改了标点，引文中除了使用方括号或省略号的地方之外，对原文没有任何增删。
最后，在劳伦斯在世时，一共出版了两个版本的《智慧的七柱》。第一版是1922年的手印版，只有八册，被称为“牛津版”；第二版是个修订版，1926年出版，约两百册。今天最容易读到的就是第二版。劳伦斯本人明确指出，牛津版只是个草稿，所以我的引文几乎全部出自1926年版。在少数引用牛津版的引文中，尾注里特别标示了“牛津版”。
[1]严格来讲，阿拉伯人并没有姓。阿拉伯人的名字一般分成若干节，顺序一般是本人名、父名、祖父名，随后是家族、部落、出生地、职业等。作者说穆罕默德·法鲁基这个名字里“法鲁基”是姓，或许是受到西方人将姓放在名字后面的影响（本书所有脚注皆为译者所加）。

目录
序章
第一部
第1章花花公子在圣地
第2章非同寻常的人
第3章一件又一件美好的事情
第4章到最后100万人
第5章可鄙的乱局
第6章保守秘密的人
第7章背信弃义
第二部
第8章短兵相接
第9章意图拥立君主的人
第10章进军沃季赫
第11章欺骗的迷雾
第12章大胆的计划
第13章亚喀巴
第三部
第14章狂傲
第15章奔向火焰
第16章风暴聚集
第17章孤独的追寻
第18章大马士革
尾声巴黎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文前辅文
有时，就连活着也需要勇气。
（Sometimes even to live is an act of courage.）
——塞涅卡（Seneca）
谨以此书献给三位勇敢而坚毅的母亲，
以及她们的孩子，
他们降生于一个不欲其生存的世界。
有三位女子，怀上丈夫的孩子。
有三对夫妻，祈求光明的未来。
有三个婴儿，几乎同时降生于不堪的世道。
孩子们降临人世的时候，都还不足三磅，
孩子们的父亲已被纳粹杀害，
孩子们的母亲形容枯槁，如同“行尸走肉”，
在同一座集中营里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然而，三位母亲都设法求得一线生机。
奇迹般地，三位母亲的孩子也都得以幸存。
七十年过去，亲如同胞的孩子们再度聚首，
初次向世人讲述母亲们的非凡故事：
她们赶走死神，赋予孩子生命。
母亲和孩子，都是天生幸存者。

目录
前言
一佩莉斯嘉
二拉海尔
三安嘉
四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
五弗赖贝格
六死亡列车
七毛特豪森
八解放
九回家
十团圆
人物
参考文献及来源
致谢
图片来源
译后记

此书所讲述的幸存者的故事，是小心翼翼地拼接而成的，拼接的材料包括她们在书信与笔记中与家人私下分享的点滴回忆，以及她们多年以来对研究者和史学家所做的陈述。上述回忆与陈述，都得到艰苦调查与证人证言的印证，有些证人还在世，也有些证人已去世。
上述回忆已尽可能得到独立证人、档案材料以及历史记录的证实。至于那些无法直接获知的准确细节或对话，或者多年来已被反复诉说而且相差无几的陈述，则会在现有信息的基础上予以概括，不过或许未必如别人的回忆那般精确。

前言
我们感激温迪·霍尔登，感激她对我们各自的母亲完全感同身受，感激她不知疲倦地步步追溯母亲在战争时期的痛苦经历。在此期间，她不仅告诉我们最近方为人知的信息，而且让我们这三个“婴儿”亲密得就像“骨肉同胞”，我们永远感谢她。
通过温迪的研究与确认，我们同样感谢霍尔尼-布日扎当地捷克公民的无私行为，他们竭尽所能地为我们的母亲提供食物和衣物，同时得到帮助的还有其他被“死亡列车”从另外两处营地送往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囚犯。我们同样钦佩温迪的坚韧、勤奋与能力，她以此追踪和描述美国陆军第3集团军第11装甲师的战士们付出的坚忍努力，他们为解放毛特豪森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给了我们的母亲——以及我们——第二次生命。
我们的三位母亲实属荣幸，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们的故事终于得到了完整的讲述，分别构成了这部奇书的三分之一，这部奇书也生逢其时地成为我们70岁生日以及战争结束70周年的纪念。
温迪，我们感谢您，我们有幸得到您这位姐妹，我们代表那些在纳粹统治下出生的人感谢您，那个政权原本打算将我们置于死地，但我们注定成为大屠杀的最终幸存者。
哈娜·贝格尔·莫兰马克·奥尔斯基爱娃·克拉克
于2015年

一佩莉斯嘉
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的身份证
“美丽的女士，你怀孕了吗？”当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那位党卫队讯问者面带微笑，双腿叉开站在她面前，像法医检验尸体那样对她上下打量。
约瑟夫·门格勒医生站定在这位28岁的斯洛伐克女教师面前，她一丝不挂地站在露天操场上，因为羞愧难当而瑟瑟发抖。就在几个小时前，她来到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时间是1944年10月。
佩莉斯嘉还不到5英尺高，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些。她身旁站着大约500位裸体妇女，彼此几乎素不相识。她们都是犹太人，到达时惊恐不已。她们从欧洲各地的家园或隔离区被运到这座纳粹占领下的波兰境内的集中营。她们每60人一组，被关在封闭的货运车厢内，每列火车长达55节。
车厢被打开那刻，她们大口喘着粗气，来到臭名昭著的铁路“站台”，置身于纳粹最有效率的灭绝系统正中央。这个灭绝系统被统称为奥斯维辛。她们马上被赶下车，叫骂声“滚出来！”或者“快滚，犹太猪！”此起彼伏。
在混乱与骚动中，人潮被面无表情、身穿肮脏条纹囚服的囚犯头目引导着，挤进坑坑洼洼的操场，而党卫队军官穿着一尘不染的制服，用皮带牵着跃跃欲试的恶犬。根本没有时间寻找亲人，因为男人和女人很快就被分开，孩子们则被推入病人和老人的行列。
虚弱到无法站立的人，或者因为挤在闷罐车厢太久而四肢僵硬的人，则被枪管戳、被皮鞭抽。“我的孩子啊！我的宝贝啊！”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回荡在潮湿的空气中。
在这长长的、被剥夺净尽的队伍前方，立着两栋低矮的红砖建筑物，每栋建筑物都带有巨大的烟囱，喷着黑色油烟，涌向铅色天空。灰色的浑浊空气夹杂着腐臭的、恶心的味道，直冲鼻孔，直灌喉咙。
在与朋友和家人分开后，年龄在10岁至50岁之间的年轻妇女，如入漏斗般通过一处电网环绕的狭窄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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