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与世界大战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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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

文前辅文
如果说，阿拉伯的劳伦斯是战争面貌的描绘者，那斯科特·安德森就是劳伦斯面貌的再塑者。安德森将劳伦斯与漫游在阿拉伯战区的其他冒险家和间谍并置，精彩地再现了现代中东的形成过程。这本书的研究角度新颖独特，文字也同样异彩纷呈，令我完全置身其中，仿佛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主题的书籍一般，这当真是一种深刻的、扣人心弦的阅读体验。
——塞巴斯蒂安·容格，《纽约时报》畅销书《战争》与《完美风暴》的作者
这本书在完美展现劳伦斯这一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的同时，对不知名的德国和美国特工（他们几乎和劳伦斯一样古怪）的描绘同样令人满意，这些丰富立体而又颇具启发性的形象描摹，着实让人惊叹不已。这些人对我们所知世界的塑造施加了如此重大的影响，以至于现在能够阅读到他们的故事，令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安德森既是一位文笔优美的作家，也是一位顽强执着的研究者，更曾目睹过与自己在档案中发掘出的行径类似的匪夷所思而又毫无顾忌的恐怖事件。正因为此，即使是发生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残暴行为，他也能呈现得相当有说服力。相信这本壮阔的史诗，能让热爱20世纪大历史的人享受到涅槃般的极乐。
——汤姆·赖斯，普利策奖得主，《黑伯爵》和《东方学家》的作者
《阿拉伯的劳伦斯》实在是一本令人惊叹的杰作，它敏锐而又准确地捕捉了20世纪初处于分娩阵痛之中的中东宏伟壮阔的历史，将那时的蛮勇及超现实感描绘得淋漓尽致。安德森运用最高水平的戏剧叙述手法，为劳伦斯这一在战争和政治中均永垂青史的伟大人物创作出不可磨灭的肖像。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群仿佛出自格雷厄姆·格林小说的人物，共同演绎出这部极其生动并意义深远的历史，真正不可多得。
——道格·斯坦顿，《纽约时报》畅销书《身处险境》和《骑兵》的作者
不得不承认，《阿拉伯的劳伦斯》确实是通过严谨研究和考证的成果，通篇不仅充满强有力的洞见，更遍布熠熠生辉的细节，波澜壮阔的故事背景下贯穿着无穷无尽的智慧、人性以及勇气，我在阅读的时候真切体会到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一气呵成、引人入胜是对这本书最好的概括，从第一个词开始就让人不忍释手，我将会长久地珍爱这本书。
——康迪斯·米勒德，《纽约时报》畅销书《共和国的命运》和《疑虑之河》的作者
历史上很少有人物能够在冒险、密谋，甚至神秘莫测方面与T.E.劳伦斯相提并论。斯科特·安德森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记者，他借助自己对阿拉伯世界的熟悉，通过孜孜不倦的求证，为我们精心重建了劳伦斯的影子国度。安德森用激情洋溢的笔触、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带领读者共同领略伟大人物劳伦斯如何在一群恶棍和特工的陪衬下，巧妙布局，运筹帷幄，为现代中东这个烂摊子打下基础。这是一部详尽而深刻的历史，铺陈在浩瀚异常的画布之上，拂去故事卷轴的尘埃，扑面而来的便是立于中心的那位神奇诡谲、充满魅力、有深刻缺陷却又令人回味无穷的伟大人物。
——汉普顿·塞兹，《纽约时报》畅销书《地狱恶犬的追踪》的作者

作者前言
在战争中，语言往往就是一种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东战场便是如此。例如，协约国既使用“奥斯曼帝国”，也使用“土耳其”这个词。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协约国越来越偏好“土耳其”这个说法，这无疑是在力图让世人相信，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土耳其民族是需要解放的被奴役者。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在战前和战争初期，协约国的文件中常常将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称为奥斯曼叙利亚地区下辖的省份，但英国和法国开始谋划在战后攫取这些地区的时候，就渐渐不用这种说法了。一个更为微妙的例子是，所有西方国家，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主要战争盟友——德国，都一直使用“君士坦丁堡”这个名称（“君士坦丁堡”是这座城市属于基督教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名字，拜占庭于1453年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消灭），尽管本地人将这座城市称为“伊斯坦布尔”。
很多研究中东的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使用西方人偏爱的标签——“土耳其”而不是“奥斯曼帝国”，“君士坦丁堡”而不是“伊斯坦布尔”——表明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视角，这种视角的最恶劣形式被用来为欧洲的（帝国主义的）历史观造势。
这给专门研究西方在该战区的角色的历史学家们（包括我本人）制造了一个难题，因为他们的大部分研究当然都是基于西方的文献资料。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必须在清楚明晰和政治敏感二者之间择一；我感到，如果我一直使用“伊斯坦布尔”这种说法，而几乎所有参考文献都说“君士坦丁堡”的话，就会给很多读者造成困惑，因此我选择了“君士坦丁堡”。
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些语言上的差别在当时并不像一些当代中东历史学家认定的那样泾渭分明。甚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战时的领导层也常常使用“君士坦丁堡”这个说法，对“奥斯曼”和“土耳其”这两种说法也会混用（见第一章，杰马勒帕夏的碑铭）。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纠结过久，只会造成更复杂的问题。正如奥斯曼历史学家穆斯塔法·阿克萨卡尔在《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之路》中承认的那样，“在1914年，要说什么‘奥斯曼政府’或‘奥斯曼内阁’，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因为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明确地批驳了‘奥斯曼主义’，打定主意要建设一个为土耳其人所有、为土耳其人服务的政府……”
总而言之，我和本书的主要人物一样，倾向于多多少少地将“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混用，主要是考虑在具体的语境中哪个词更合适；而为了清楚明晰起见，我只用“君士坦丁堡”。
另一个和语言有关的问题是，阿拉伯语名字的音译方法五花八门。为了保持前后一致，我采纳的是参考文献中最常见的拼写方式，并在所有引文中对其进行标准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采纳的音译是根据埃及阿拉伯方言的发音。例如，穆罕默德·法鲁基的姓氏[1]“法鲁基”在当时的不同文件中有诸如Faruqi、Farogi、Farookee、Faroukhi等不同拼法，我则始终使用Faroki。最显著的例子是，T. E.劳伦斯的主要阿拉伯盟友费萨尔·伊本·侯赛因被劳伦斯称为Feisal，但其他绝大多数人，包括历史学家，都把他的名字拼写为Faisal。为了避免混乱，我全部使用Faisal这个拼法。
另外，英语的标点使用方法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劳伦斯在写作时使用的标点尤其独树一帜，有人也许会说是违背常理。有的引文中的标点可能会让现代读者感到困惑，于是我全部改用现代标点。我只改了标点，引文中除了使用方括号或省略号的地方之外，对原文没有任何增删。
最后，在劳伦斯在世时，一共出版了两个版本的《智慧的七柱》。第一版是1922年的手印版，只有八册，被称为“牛津版”；第二版是个修订版，1926年出版，约两百册。今天最容易读到的就是第二版。劳伦斯本人明确指出，牛津版只是个草稿，所以我的引文几乎全部出自1926年版。在少数引用牛津版的引文中，尾注里特别标示了“牛津版”。
[1]严格来讲，阿拉伯人并没有姓。阿拉伯人的名字一般分成若干节，顺序一般是本人名、父名、祖父名，随后是家族、部落、出生地、职业等。作者说穆罕默德·法鲁基这个名字里“法鲁基”是姓，或许是受到西方人将姓放在名字后面的影响（本书所有脚注皆为译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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