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序言一
首先对宋乐永教授能够顺利完成《走向新世纪的韩国电影》的编著表示祝贺,并为能有机会给此书写序而感到高兴。
我们一直把韩中关系比作“一衣带水”,两国共同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都很珍惜东亚及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更珍视两国人民建立起来的睦邻友好关系。尤其是自一九九二年八月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快速发展。文化交流方面,中国境内潮涌的“韩流”和韩国境内刮起的“汉风”使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蔚然成风,这种局面的形成就是两国文化相互渗透的结果。
对宋教授的近况也是得到《走向新世纪的韩国电影》这本书开始才得知一二。从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了解到,宋教授长期以来负责该校国际交流学院的领导工作,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学校在校生赴国外留学工作、特别是赴韩国留学工作得到了极大推动。学术方面,宋教授在当代影视研究方面有其独到见解,尤其在韩国电影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我作为一名普通的韩国电影观众,能够拜读如此系统的、全面深入的、从历史、脚本、导演和社会关系等不同侧面介绍论述了韩国电影的论著,还是本中文论著,倍感惊叹和万分感慨。正如论著中谈及的观点,韩国电影市场相对来说的确是已趋成熟——以主流商业片开拓市场,深入挖掘本民族的文化内涵,拥有一批素质较高且支持本土电影的观众。正是这种成熟的市场运作使得韩国的影视作品备受世人的关注,更体现出本书的独到视角。
总领事馆在山东青岛设馆已经十二年了,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协助下圆满地完成了韩中两国交流方面的各项任务。如今山东省已成为在中国韩资投资数额最多、常驻韩国侨民数最多的省份。随着两国在各个领域交流关系的深化和发展,也逐步集中显现于文化领域的倾向。今年6月16日我馆与青岛市政府共同主办“2006中国青岛韩国影视文化节”,相信这一活动会将韩中文化交流推上新的高潮。
虽然《走向新世纪的韩国电影》短时期内作为学术性论著,只在中国国内发行,但我认为该书不仅是当代韩国电影艺术论著,而且是普通影迷正确解读韩国电影,从另一个侧面很好地了解韩国文化和社会的工具书。也希望韩国方面能早日出版有关研究中国电影的论著,为两国电影事业发展提供相互借鉴的学术依据。
借此机会衷心感谢宋乐永教授等参与此次著书的各位老师,为韩中两国文化交流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同时衷心祝愿宋教授在包括韩国文艺的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大成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大韩民国驻青岛总领事 辛亨根
2006年6月8日
序言二
宋乐永教授嘱我为他主持编写的《走向新世纪的韩国电影》一书作序,并给我传来该书的目录和主要内容,读后深受启发。
宋乐永是改革开放后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的77级学生,毕业后又投师著名现代文学专家冯中一先生门下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毕业后到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工作至今。我曾在77级担任过《文学概论》和《西方美学》课程,同宋乐永等同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加上工作关系,我每年都要到威海分校去,因而经常见到乐永。可以说我和乐永是一种半师生半朋友的关系。他的真诚率直是非常突出的,是一个喜怒形于色的性情中人。正是基于此,我常对乐永有一种记挂之情,有时不免在心中自问他近来怎样了。现在看到这本书,我真的了解了乐永的近况。原来他不仅长期担负着国际教育交流学院的领导工作,通过自己和同仁们的艰苦努力,极大的推动了分校外国留学生工作、特别是韩国留学生工作的发展。而且又结合工作实际,在韩国电影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绩。这本全面而系统的《走向新世纪的韩国电影》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我对电影方面的研究不太熟悉,但我从本书的分量即可判断这是一本韩国电影研究方面... ...

前言
感受电影“韩流”
在畅想思维中感受电影“韩流”
做为“韩流”的一翼,韩国电影兴盛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于2000年前后开始影响中国。2000年,北京电影学院举办“韩国电影学术会”,展映了12部新片,可以看作韩国电影成批进入中国的开端。随后,《我的野蛮女友》、《共同警备区》、《朋友》等一系列新作渐次涌入,浓郁的民族特色与类型多样化的新鲜影像激起了中国影视界的热切关注。于是,报刊、网站关于韩国电影的绍介与评析越来越多。最初,人们也以为“韩流”如同“寒流”,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时至今日,韩国电影仍然保持着持续的强劲势头,不仅在国内电影市场占有将近一半的份额,而且在世界各大电影节评奖中也屡有斩获,几乎每年都有几部有份量的片子问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去挖掘埋藏于韩国电影内部的文化因子与美学内涵。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形而上的断言屡试不爽,在韩国电影身上再次得到了验证。观看韩国电影时,观众常为韩民族那种强烈的“底色”所吸引并感到惊异。那是一抹浓重的书写在内心深处的伤痕,一种张扬而含蓄、飘忽又沉重的情结,一类可以称之为“恨”的情绪。无论是老一代导演的《悲歌一曲》、《情》,还是新人导演的《收信人不明》、《实尾岛》;无论是暴力决绝的《朋友》、《麦竹街残酷史》,还是唯美感伤的《韩国美人》、《丑闻》,无论是商业性的《生死谍变》、《我要复仇》,还是艺术类的《飘流欲室》、《春香传》,统统成为这样一种情绪在具体情境下的形象表达。这种绵延不绝的“恨”成为韩国电影中一条似有似无的暗线,恰如人之血脉。从民族心理学的角度考察,民族个性的形成与其生存环境和历史遭际的关系最为密切。狭小的半岛空间,有限的物产地域,内战互残,屡遭外族控制与蹂躏……粗通历史的人,仅回顾一下刚刚逝去的20世纪,便不难发现这个于夹缝中求生存的民族装下了绝对不亚于泱泱大国的血泪和苦难。长久以来深入骨髓的危机感,强烈而执着的自尊心与上进心,面对强势强权的不甘与无奈,对自身遭际的哀怨和愤恨……在历史的淘洗沉积下逐渐融合为这种渗透在血液中的民族情感。
有论者指出,韩民族的“恨”就其美学意义而言,可分为三个层次:悲情,疏离,反叛。
民族情感作为一种文化内核,深深植根于民族心理的潜意识之中,因而它既能化身为影片的主题,又可潜形至影片的美学风格,而其层进也可看作是情感力度的递进与挣扎反抗的升级。
韩国电影中的“悲情”可以说是一种形象而集中的通俗演绎。在并不复杂的故事情节中,总有接连不断的或人为或天意的种种“事故”,将“好的东西撕毁给人看”。如此的“悲情”,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韩民族对于外来伤害的心悸恐惧与孤独无助,那种长期以来受伤的记忆已经叠加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70年代,《自由夫人》系列、《星星的故乡》、《英子的全盛时代》等为数不少的影片,着意于对苦难经历的回味以及对窘迫现实的咀嚼,哀伤悲郁的情感基调使“悲情”一度成为那个时代最准确洗练的浓缩与概括。80年代,《爱马夫人》系列,《低声》系列等诸多跟拍社会发展进程的时代写照与主旋律回音,忠实纪录与再现了资本、市场在人们生活中产生的外到举止着装,内到意识心态的连锁反应。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韩国电影,“悲情”的重心发生了偏移,不再注重对所“悲”之物的反思与痛斥、声讨与反抗,而着重于对“情”的把玩与修饰,沉浸在凄美的感伤余味中,探测痛苦的深度。悲情被消费为大众娱乐,然而稀释的血液终究不改殷红的本色。在悲情的伤感中,聆听心跳的搏动,表现人性的坚忍,让眼泪的苦涩喟叹人生,究问生命,屹立于无边苦海守望熹微的晨光……让人在张扬的凄美中,体味潜存的沉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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