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统治者设置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尽量吸收地主阶级分子参加。官僚们除领取国家优厚的俸禄外，还享有减免赋税、徭役的特权。职责不清，人员庞杂，这不仅大大削弱了行政的效率，而且严重地增加了国库的开支。
北宋时期，除北方的辽不断对宋侵扰外，西北党项族（羌族的一支）建立的西夏，也经常对宋进攻。在辽和西夏的威胁下，北宋政府不断地扩充兵额。宋仁宗时期，军队的数目已经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多人，养兵的费用占了国家财政支出的很大一部分。
此外，加上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以及每年送给辽和西夏大批的绢帛和白银，使北宋政府的财政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北宋统治者为了摆脱危机，拼命地向农民榨取赋税。据记载，仁宗时就已形成“凡百赋率，增至数倍”“下至果菜，亦皆加税”的局面。
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统治阶级恐慌起来。一些比较有远见的人，如范仲淹、欧阳修等，针对当时的局势，先后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但是由于顽固派的反对，他们的主张都未能得到实行。宋神宗在位（1068—1085）时，北宋社会的危机更加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做宰相，来实行变法。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出身地主家庭。他早年在浙江做过地方官，很有政治才能。仁宗时，他上过万言书，主张改革政治，没有被采纳。神宗熙宁二年（1069），他被任为参知政事，次年被任命为宰相，积极展开变法活动。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为了变法，他先在中央政府设立了一个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来制定新法的各项条例。
新法主要有下列几项：
1.农田水利法——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五六年之内，兴修了水利工程一万多处，灌田三十六万多顷。
2.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按土地的数量、肥瘠等情况征收赋税。实行方田均税法后，前后丈量出地主官僚隐瞒的土地二百多万顷，迫使豪强地主不能不缴纳赋税，并且不许他们将赋税转嫁给农民。这样，既增加了国家赋税的收入，也相对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3.均输法——过去地方“上供”物品，都由各地分散购置，富商大贾往往趁机操纵物价，囤积居奇。均输法改为由朝廷设“发运使”统一购置，一方面既免去了富商大贾从中操纵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收到了“便转输，省劳费”的效果。
4.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政府以较低的利息贷现款或实物给农民，收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叫作“青苗钱”。青苗法的实行，限制了高利贷者盘剥农民的行为。
5.免役法——北宋时差役繁重，服役人受苦不堪。免役法规定：凡服役人户按等第出“免役钱”，就可以不再充役；享受免役特权的官僚地主，也要按财产多少出“助役钱”；由国家用免役钱和助役钱雇人充役。实行免役法，减轻了人民服役的痛苦，同时也使大地主官僚的特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6.市易法——政府设“市易司”，平衡物价，小商贩也可向市易司借贷资金或赊购货物，年息二分。这样就使大商人不能垄断市场，并且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7.保甲法——组织民户，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五百家为一都保。一家有壮丁两人的，出一人为保丁。保丁在农闲时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平时担任巡逻、放哨，维持地方治安，战时保卫疆土。诸路（“路”是行政区域的名称，当时全国分二十三路）保甲后来还代官府养马，以备战争之用。保甲法的实施，加强了国防的力量。
由于新法触及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变法一开始就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大臣们的反对。新法的实行，从熙宁二年（1069）到元丰八年（1085），前后共十七年。神宗死后，新法被完全推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