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评传》特别指出王安石在任地方官时注重“富民”到执政时注重“富国”的思想转变,比较合理地揭示了王安石新法以及他与反对派之间矛盾的本质。王安石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王安石评传》详细考察了王安石的时代与生平,探讨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哲学思想、熙宁新法及其失败的原因,比较了王安石与北宋诸子学术思想的异同,分析了古今学者对王安石各种各样评价的得与失,力图全面、客观地展示王安石思想的全貌。王安石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王安石评传》详细考察了王安石的时代与生平,探讨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哲学思想、熙宁新法及其失败的原因,比较了王安石与北宋诸子学术思想的异同,分析了古今学者对王安石各种各样评价的得与失,力图全面、客观地展示王安石思想的全貌。《王安石评传》特别指出王安石在任地方官时注重“富民”到执政时注重“富国”的思想转变,比较合理地揭示了王安石新法以及他与反对派之间矛盾的本质。

张祥浩,1945年3月生,浙江省乐清市高桥村人。1969年7月中同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1981年12月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曾任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编辑与记者,南京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东南大学人大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同古代道德修养论》、《唐君毅思想研究》、《王守仁评传》、《中国传统人才思想》(上下)、《复兴民族文化的探索——现代新儒家与传统文化》等。

魏福明,1964年1月生,山东省潍坊市昌邑县人。1986年毕业于陕两师范大学政教系,获哲学学士学位。现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主任、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在职博士研究生,师从赖永海先生。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参著多部著作和教材,撰有学术论文20多篇。

第一章 北宋社会的危机与改革思潮的兴起

第一节 土地占有和赋役不均造成的社会动荡

第二节 北宋的冗兵、冗员和冗费

第三节 军队的涣散与战斗力的低下

第四节 改革思潮的兴起

第二章 王安石的生平经历

第一节 家世、家庭与青少年时代

1.家世与家庭

2.少年与青年

第二节 地方官与京官生涯

1.签书淮南判官

2.任大理评事与知鄞县

3.通判舒州

4.为群牧判官

5.知常州和提点江南东路刑狱

6.入为度支判官

7.伴送北使回国

8.就任知制诰

9.居丧江宁与知江宁府

第三节 熙宁执政

1.越次入对与参知政事

2.制置三司条例司

3.朝廷政争

4.熙河之役

5.设置经局

6.第一次罢相

7.复相与再次罢相

第四节 赋闲金陵

1.营居半山园

2.寻山问水

3.寄情佛道

4.啸歌讴吟

5.删定《字说》

6.晚年交游

7.矛盾心态

8.生病和逝世

第五节 生平著作

第三章 政治思想

第一节 法先王之道

第二节 理财乃所谓义

第三节 治天下在创立法制

第四节 方今之急,在于人才

第五节 政治思想的变化

第四章 熙宁新法

第一节 熙宁新法的内容

1.均输法

2.青苗法

3.农田水利法

4.保甲法

5.贡举新法

6.免役法

7.市易法

8.户马保马法

9.方田均税法

10.将兵法

第二节 熙宁新法失败的原因

1.元祐更化

2.宋神宗的动摇

3.反对派的阻挠

4.变法派的分裂

5.新法执行中的问题

6.王安石个人气质的欠缺

第五章 文学思想

第一节 文必贯乎道

第二节 文者务为有补于世

第三节 穷途往往始能文

第四节 辞者,犹器之有刻

第五节 成如容易却艰辛

第六章 哲学思想

第一节 哲学本体论与天人观

1.道以元气为体,冲气为用

2.五行以耦对成万物

3.天变不足畏

4.对人道无为论的批判

第二节 道德性命之理

1.情出于性,性通于命

2.性无善恶,情有善恶

3.习善而善,习恶而恶

第三节 经学方法论

1.六经渊源

2.以己意解经与以字解经

3.对汉唐传注之学的批判

第七章 王安石与北宋诸子

第一节 王安石与范仲淹

第二节 王安石与李觏

第三节 王安石与周敦颐

第四节 王安石与张载

第五节 王安石与欧阳修

第六节 王安石与司马光

第七节 王安石与苏轼

第八节 王安石与二程

第八章 后世对王安石的评价

第一节 古代的评价

1.古代的肯定评价

2.古代的否定评价

3.古代肯定和否定参半的评价

第二节 近世的评价

1.近世的肯定评价

2.近世的否定评价

第三节 当代的评价

1.当代的肯定评价

2.当代的否定评价

第四节 结语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王安石评传》比较详细地考察了王安石的生平与生活时代,探讨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哲学思想、熙宁新法与失败的原因,分析了王安石各种各样评价的得与失,力图全面、客观地展示王安石思想的全貌。

王安石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北宋王朝的中期。回顾王安石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并探讨这些政治、经济状况的成因,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王安石一生的思想和政治举措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宋王朝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首先是由土地占有和赋役不均而导致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动荡。

与我国历史上许多封建王朝不同,北宋王朝是在没有经过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所以,旧王朝的许多土地占有及赋役的严重不均。

宋朝的户口分类名目较多,或按人户身份划分官户(还有形势户等名目)与民户,或按人户居住地区划分乡村户与坊郭户,或按人户田产等有无划分主户与客户,或按财产多少划分乡村主户五等(一般将第一、二、三等称为上户,第四、五等称为下户,有时分为上、中、下三等,标准不一)与坊郭主户十等。宋朝最基本的社会成分是地主与农民阶级。地主有官户、乡村上户等名目;农民有客户(又称佃户)、乡村下户等名目(民户及主户成分复杂,两者兼有)。此外有基本居住于城市、构成坊郭户主体的商人、手工业者等阶级成分。

官僚地主兼并农民土地的方式多样。如所谓“平产”,地主放高利贷,农民到期不能偿还,即被平人田产。“典田”,农民把田产抵押给地主,年久不能偿还,即归地主所有。“卖田”,这是最常见的形式,通过买卖契约,农民的土地直接转移给地主。此外,地主还通过非法或强制手段侵渔佃民,凌暴孤寡,扩大土地占有。《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称宋仁宗时“承平浸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土地兼并的结果反映在户籍上,是乡村客户与乡村下户在宋代总户数中占了较大比重。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张方平上疏指出:“天下州县人户,大抵贫多富少,逐县五等户版簿,中等以上户不及五分之一,第四等、五等户常及十分之九。”据现代学者研究,若以北宋历朝主、客户统计数平均计算,客户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五,乡村下户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七至五十九,两者合计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八点二至九十三点五。可见,农民阶级在户数中占绝大多数,而土地绝大部分则集中于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在兼并土地的同时,又采取各种手段逃避赋役。宋代的赋役名目繁多,大致说来,赋税有承袭唐季、五代的二税(也称田税)、身丁税(凡二十岁至五十九岁男丁要纳税)、杂变之税(将唐季、五代在二税以外征收的杂税“以类合并”交纳),以及支移折变等。《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称:“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其人有常物,而一时所须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支移折变在实际执行中随意性很大,所以常为百姓赋税之负担最重者。坊郭之民有宅、地税。此外还有禁榷盐、酒、茶及商税等。役法方面有“以人丁户口科差”的劳役,如治河、修城、运送物资、传递文书等,有“以乡户等第定差”的职役,或称差役,如《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役法”条云:“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还有很多杂役,“多调厢军”。城市坊郭户尚有科配,即由政府强制性地向坊郭户征购或配卖某些物品。对农民则有和买、和籴等名目,名义自愿交易,时常抑配强取。

宋建国以来因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赋役的剥削也愈益沉重,而且赋税负担极不合理,有权势实力的官户及乡村上户经常采取“诡名挟佃”(即隐寄田产,冒充客户)、“诡名子户”(即虚立户名,冒充下户)等手段隐产逃税,或依恃权势,将其转移到一般民户的身上;而乡村下户或一些佃户为躲避官府的赋役,有时也不得已依附于官户或乡村上户。由此加剧官府财政的困难以及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宋真宗在与臣僚谈“检括土田”时就坦然承认:

今天下税赋不均,富者地广租轻,贫者地蹙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兹大弊也。

宋仁宗时“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表明有十分之七的土地主要由官僚地主占有却不纳税。仁宗皇祜年间,天下垦田比真宗景德年间增加四十一万七干余顷,而岁人粮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田赋不均,其弊如此”《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役法”条中记载:“役有轻重劳佚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伪滋生。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衙前将吏得免里正、户长;而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这些都说明真宗、仁宗时期徭役不均问题已很严重。

仁宗时期君臣对土地占有及赋税不均问题的严重性虽有一定的认识,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或改革措施,但均无显著效果,其重要原因是冗费问题不解决,赋役的减轻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政府必定要采取加重赋役的办法来应付冗费。

因此,北宋开国不久即有农民起义。最著名的是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宋太宗淳化四年(993),青城茶农王小波以均贫富为号召,率众起义,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万余人,攻城掠地,震动远近。王小波死后,部属又推其妻弟李顺为首领,队伍很快发展到二十余万人。于994年攻克蜀、邛等州,又于次年攻占成都、汉州、彭州等地,并在成都称“大蜀王”。宋太宗命内臣王继恩为剑南两川招安使,率兵两路人川镇压,始把这次起义平息下去。此后,宋真宗咸平年间有戍兵赵延顺起义,景德年间有陈进起义,宋仁宗庆历年间有王伦起义、王则起义、张海起义等,可见北宋社会因土地占有不均而导致的阶级矛盾的激化与社会的动荡。

1993年,我应“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丛书”编委会之约,撰写丛书“改革家系列”中的《王安石评传》,该书1997年12月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01年初,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约我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王安石评传》。接受任务后,我邀我系对宋代思想史感兴趣的魏福明老师参与其事。这本评传,即是在原有《王安石评传》的基础上扩写的结果。其中《北宋社会的危机与改革思潮的兴起》一章,为魏福明老师撰写。

由于历代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不一,王安石成为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近一千年来,人们对他或褒或贬,众说纷纭;同时历史上遗留下来有关王安石的资料非常繁富,以至真伪互杂,精粗难分,要客观地加以辨别与公正地评价,实属不易。2003年5月,本书初稿完成,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和赵益博士审阅后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在着手修改初稿时,不幸爱人患病去世,由是修改初稿整整拖了一年。期间,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冯致光教授与蒋广学教授多次致信问候。在此,对思想家研究中心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南京大学哲学系资料室、图书馆古籍部、样本书阅览室给我们提供的借阅方便,对周勋初教授和赵益博士细致的审阅,以及南京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马蓝婕女士辛勤的劳动,深表谢意。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述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做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做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做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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