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2.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1-12卷).epub

出版前言
本档案集是2009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俄国中苏关系档案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009DLS002)的研究成果，首席专家是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该课题已于2013年3月提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结项，专家鉴定意见为“优秀”。
收入本档案集的俄罗斯解密档案共有主文件2262件，列为附件的有363件，总计2625件。实际上，有关俄罗斯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是从1995年开始的，至今历时近20年。收入档案集的文件，是从我们收集并整理的4000多件涉及中国问题的俄罗斯档案中挑选出来，并译成中文的。
这些档案文件涉及的时间范围从1945年抗日战争后期至1991年苏联解体。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苏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这段历史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一)1945年至1949年，即抗日战争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个时期的档案反映了苏联和中国国共双方对战后相互关系的设想和构建，反映了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过程中，苏联的对华政策及苏共和中共的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二)1949年至1957年，即中苏两党、两国结成紧密同盟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档案反映了中苏两国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密切合作——苏联为中国的大规模建设提供了巨大援助，而中共则在政治上给予苏共支持和帮助。(三)1958年至1979年，即中苏从两党分歧走向同盟破裂并最终导致两国严重对立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档案反映了中苏矛盾何以产生，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运问题的论战，以及中苏双方在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四)1980年至1991年，即中苏关系从紧张趋向缓和，最终走向正常化并因苏联解体而完结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档案反映了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过程以及苏美中大三角关系的演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到档案解密期的限制，第四阶段即中苏关系正常化时期的文件很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国际关系史上，中苏关系不仅十分重要，也具有一些特殊性：一是中苏两国关系同中共、苏共两党关系密不可分；二是冷战前期，两国存在着紧密的同盟关系，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和亚洲最重要的国家。这使得这套档案的内容不仅涉及两国一般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而且大量涉及两国特别是中国的国内问题、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双方的文化交流问题，等等。由于中苏两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地位，中苏关系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中苏两国与朝鲜、越南和蒙古这三个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冷战时代的两极格局中，美国始终是影响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套档案也有不少反映中美关系、苏美关系和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变动的内容。此外，印度既是中国的邻国，也是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成员和苏联竭力争取的对象，因此档案中也有不少反映中印关系的内容。
文件的形式包括：中苏两党和两国政府及领导人之间的往来电报、信函、照会；中苏两国领导人、外交人员及互访人员之间的会谈记录和谈话纪要等；苏共中央、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和会议报告；苏联部长会议、苏共中央、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的决议、指令、通知等；苏联驻华大使馆及外交部、安全部、国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和访华代表团呈送上级或党政领导机构的报告、请示、情报、通报等；苏共中央与东欧各国及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共产党有关部门之间的会谈记录、会议记录；苏联政府或苏共领导人与外国政府或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会谈记录和纪要；等等。
所有档案统一按照文件形成的时间排序，分为12卷，各卷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卷(1945年1月至1949年2月)：抗战结束前后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国共美苏四角关系、外蒙古独立问题、国共谈判、东北问题、国共停战问题、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内战、美苏关于中国形势的讨论、苏联在东北地区对中共的援助、美国对华政策、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东北军管后各国领事馆问题等。
第二卷(1949年3月至1950年7月)：中国革命形势、苏联对华援助、中共与美国的接触、中国新政府筹备、中苏建交、新政府机构设置、新中国对外政策、台湾问题、中苏友好往来、毛泽东访苏、中朝关系、中蒙关系、中苏条约谈判、应对朝鲜战争爆发等。
第三卷(1950年8月至1951年8月)：朝鲜战争、中朝关系、中蒙关系、苏联对华援助等。
第四卷(1951年9月至1954年1月)：朝鲜战争、对日和约问题、朝鲜停战谈判、中苏关于旅顺基地和中长铁路的谈判、“一五”计划的制订和执行、中苏两党通报各自内部情况、出版《毛泽东选集》外文版问题、缅甸共产党实行土改等情况。
第五卷(1954年2月至1955年7月)：高饶事件、日内瓦会议、制定1954年宪法、中苏贸易和苏联援华、胡风问题、第一次台海危机、万隆会议、筹备中共八大、留学生工作等。
第六卷(1955年8月至1956年9月)：苏联援建长江大桥、苏联参与修筑新疆铁路、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技术、苏共二十大、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西藏民主改革、中国国内政治运动、中朝关系等。

第七卷(1956年10月至1958年3月)：波匈事件、中苏朝三角关系、“双百”方针、中共整风与知识分子问题、苏共马林科夫反党集团事件、中越关系、莫斯科会议、中蒙边界谈判、建立亚洲无核区的建议、关于台湾问题的情报、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等。
第八卷(1958年4月至1959年10月)：南斯拉夫共产党七大、苏南关系、中东局势、经互会和华约情况通报、中日关系通报、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第二次台海危机、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苏联帮助中国制造导弹和建设海军、赫鲁晓夫两次访华、华沙大使级会谈通报、中蒙关系和中朝关系、苏联援华问题、西藏问题、中印关系、美苏关系通报、中苏科技合作、中国援助蒙古和朝鲜等。
第九卷(1959年10月至1962年12月)：中印关系、中印边界冲突、布加勒斯特会议、中朝苏三角关系、苏联撤退在华专家、中苏经济关系、中苏边界纠纷、苏联和阿尔巴尼亚关系、中国经济困难、苏联对华援助、1960年莫斯科会议、各国共产党对中苏分歧的反应等。
第十卷(1963年1月至1964年11月)：中苏分歧加剧、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苏两党论战、各国共产党对论战的反应、赫鲁晓夫下台、周恩来访苏、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中苏边界问题、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等。
第十一卷(1964年12月至1969年6月)：印度尼西亚政变、第二次亚非会议、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的争端、中朝关系恶化、苏共二十三大、国际共运问题、支援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文革”初期的中苏外交、中国“文革”情况、柬埔寨问题、中苏边界冲突等。
第十二卷(1969年7月至1991年12月)：苏共对国际形势的调查与分析、中苏边界冲突、中美苏三角关系、印度支那和结束越战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文革”后中国的形势和外交政策、澳门问题、中英关系和香港问题、延长《中苏同盟条约》问题、苏共中央关于对华政策的讨论、中苏会谈、苏联事变后的中苏关系走向等。
关于本档案集的整理和编辑工作，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一、档案出处
本档案集所收入的文件主要出自以下俄罗斯档案馆：
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TsKhSD)，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原中央党务档案馆(主要收藏1952年以后的文件)，1999年3月改名为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ГАНИ)；
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ГАНИ(RGАNI)，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РГАЭ(RGAE)，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Экономики；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RGASPI)，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АРАН(ARAN)，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AVPRF)，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原苏联外交部档案馆；
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АМОРФ(TsAMORF)，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档案馆，АНБРФ(ANBRF)，Архи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ГАРФ(GАRF)，Госу 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ПРФ(APRF)，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原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馆；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RTsKhIDNI)，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原苏共中央档案馆(主要收藏1952年以前的文件)，1999年3月改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ГАХК(GAKhK)，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Края；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中央档案馆，ЦГАРК(TsGARK)，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Архив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中央档案馆，ЦГАКР(TsGAKR)，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 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二、档案收集
这些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实际上是从1995年开始的。十几年来，我们一直跟踪俄罗斯档案的解密、开放和公布的进程，并注意从各种渠道收集有关的解密文件。其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在俄罗斯档案馆复制(主要是复印，也有少量手抄)的档案，这包括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等。在20世纪90年代，这是我们得到俄罗斯档案的主要渠道。
2.在收集俄罗斯档案方面，美国学术机构是领先的，它们投入重金大量复制并收藏俄罗斯档案，其中与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相关档案的收藏，主要集中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哈佛大学拉蒙特图书馆(Harvard University， Lamont Library)。在我们收集档案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俄国档案的开放政策收缩以后，这些学术机构收藏的纸质文件和缩微胶卷就成为重要的来源。此外，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Stanford University，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SlavicEurasian Research Center of Hokkaido University)、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也收藏了一批相关的俄罗斯档案。
3.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对其档案馆的管制愈加严格和保守，使用者(特别是外国学者)已经很难在那里寻找和复制文件。所幸的是，与此同时，俄罗斯学术机构开始陆续编辑出版各种专题的档案集，其中涉及中苏关系的主要有(以出版时间为序)：
Вартанов В.Н.Война в Корее 1950-1953гг.：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1997(关于1950—1953年在朝鲜的战争：文献资料)；
Волков В.К.u m.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8(苏联与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文件集)；
Ледовский А.М.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1937-1952，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1999(中国命运中的苏联与斯大林，文件与当事人的见证)；
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IV，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37-1945гг.，Книга1：1937-1944гг.；Книга 2：1945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0(20世纪俄中关系史：文献与资料，第四卷)；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年，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草稿，1954—1964年，第一卷)；
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е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V，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46-февраль1950，Книга 1：1946-1948гг.，Книга 2：1949-февраль1950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20世纪俄中关系史：文献与资料，第五卷)；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2，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1954-1958，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1954—1958年)；
Артизов А.Н.и др.(с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1964.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2007(赫鲁晓夫，1964年：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献)；
Стаф Т.А.(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Годы разрядки 1969-1976，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Том 1，1969-май 1972，Книга 2，январь-май 1972，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 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7(缓和年代的苏美关系，第一卷)；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3.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1959-1964，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8(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1959 1964年)；
Мясников В.С.(под ред.)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е годы，Сборникдокументов，т. 1，Взгляд совет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ких ученых，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9(5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件集，第一卷)；
Мясников В.С.(подред.)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е годы，Сборникдокументов，т.2，Друг с союзник нового Китая，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10(5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件集，第二卷)。
此外，在俄罗斯学术刊物中也发表了大量的专题档案文献，其中不少涉及中苏关系。这主要是《史料》(Источник)、《历史档案》(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近现代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等。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冷战国际史的权威刊物，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B Bulletin)及网站也公布了大量译成英文的俄罗斯原始档案。
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和美国的出版物及网站已经成为我们收集俄罗斯档案的主要渠道。
4.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收集俄罗斯档案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学者和朋友的帮助，尤其是他们当中有些人把自己收藏的俄国档案毫无保留地提供我们，如中国大陆学者李静杰，中国台湾学者余敏玲，俄国学者谢尔盖·拉琴科(Sergey A. Radchenko)、谢尔盖·贡恰罗夫(Sergei N. Goncharov)，美国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马意莉(Elizabeth McGuire)、裴斗虎(Gregg Brazinsky)，加拿大学者吕德量(Lorenz M. Luthi)，日本学者下斗米伸夫(Nobuo Shimotomai)，匈牙利学者王俊义(Peter Vamos)，塞尔维亚学者周万(Jovan Cavoski)，以及旅美华人学者刘晓东等。
三、编辑体例
1.文件编号
每个主文件前面都标有编号(№)，这是在收集档案时的随机编号，以便于在翻译和编辑时查找档案原文，而与档案的编排顺序无关。
2.文件标题
每个主文件的标题都是编者根据档案的内容和形式编写的，其原则是通过标题即可了解该档案的大意。
3.文件日期
每个主文件的日期都是编者根据档案内容确定的，其原则是以文件产生的时间为准，如会议的召开、决议的做出、函电(指令、通知)的发出、报告的提交(或完成)等。对于无法确定的日期，则根据具体内容确定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
4.人名翻译
外国人名的翻译，主要依据以下工具书：辛华编《俄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新华通讯社编《苏联人物资料》(1972年)、《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人物志)》(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等。工具书中没有收入的人名(主要是朝鲜、越南、泰国、印尼等国的人名)，按照音译。
中国人名的翻译，音译后对照以下工具书进行确定：李盛平主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刘继增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名人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4、5、6卷及附卷1—4(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等。工具书中没有收入或无法确定的人名，按照音译，并在译稿正文中保留原文。
所有档案中出现的人名，均作为附录列入人名译名对照表，以便读者核查。
5.地名翻译
地名的翻译，主要依据《苏联地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俄汉世界地名译名手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俄汉地名形容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等。工具书中没有收入且无法确认的地名，按照音译处理，并在译稿正文中保留原文。
6.注释
在原始档案(主要是专题报告)中含有少量注释，均移入正文相应位置的括号中。
出版物中发表的档案，原编者加有不少注释，我们根据需要保留了其中部分内容，在注释中以“原注”标示。
译者所加注释标示为“译注”，主要用于说明翻译的情况。
本档案集编辑时所加的注释分为两类：一类用于对原文和译文处理的说明，一类用于对人物、事件或专有名词的必要解释，均标示为“编注”。
7.批注
档案文献中有大量的手写批注，了解其内容可以知道该文件处理的结果，从而进一步了解苏联领导人或相关机构的倾向性意见。可惜的是，批注意见都是手写的，大多数字迹潦草，难以辨认。我们尽可能地把批注的内容翻译出来，以“手写批注”的方式置于文件末尾。
8.文件出处
所有文件最后都标有出处，但情况有所不同。多数文件标示的是原始档案的馆藏号，但也有一些文件的馆藏号缺失，其原因：一是在收集档案的初期缺乏经验，没有专门复印或抄录馆藏号；一是俄罗斯或美国出版物公布该档案时未附馆藏号。对于前者，我们将所有收集来的原始档案散件(包括部分出版物公布的档案)均按照时间和专题进行了整理，并已编印成册，即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22卷)，沈志华收集和整理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17卷)，沈志华收集和整理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26卷)，故其文件出处标示的是这些复印件汇编的卷次和页码。对于后者，则标示的是原出版物的刊号和页码。此外，还有少数从网站下载的档案，其文件出处标示的是公布该档案的网址。总之，这里刊出的档案译文，无论是否附有原始档案馆藏号，都标明了其出处，都是有据可查的。所有这些档案的俄文复制件，现存华东师范大学文献史料中心(上海闵行)，免费对外开放。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刊出的档案文件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庞杂，且译者的水平参差不齐，虽经两次校对及统稿编辑，但在翻译和编排方面，肯定仍存在不少舛误和缺陷。所以，一方面我们希望这些文件能够为相关教学和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另一方面也要指出，如果在研究中需要引用这些文件，请务必核对原文。
本书编辑委员会
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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