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该作是作者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传统之诗话、词话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在近现代词论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影响深远。本书不仅是文艺理论著作,更具有哲学意义和人生指导意义,是大众喜爱的经典之一。本书附录全彩印刷的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手稿,读者可以对照手稿,欣赏国学大师的妙笔心得
作者简介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浙江省海宁人。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王仲闻(1901—1969),名高明,字仲闻,以字行。笔名王学初、王幼安,浙江人,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次子。曾任中华书局临时编辑。长于词学,曾参与《》的校订工作。撰著有《李清照集校注》、《唐五代词》、《南唐二主词校订》、《读词识小》及《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校订)等。

王国维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学界而言,是一座高峰。后人谈及其学问,没有不俯首赞叹的。鲁迅在评价王国维的治学时,曾深深被其精深的学识所折服,叹道:“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作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①鲁迅一生,还很少这样评价过哪一位国学大师,这便足以证明王国维在现代学人心目中的位置。

王国维生前,曾手定出版了多种著作(包括译著),其中有《静庵文集》、《法学通讨》、《宋元戏曲考》(后易名为《宋元戏曲史》)、《辨学》、《人问词话》、《观堂内外杂文》、《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观堂集林》、《经学概论讲义》、《蒙古史料校注四种》等。其涉猎之广,力度之深,令后人惊叹不已。他以“学术为性命”,浸淫于几千年的史籍之中,毅力超人,胆识宏大,又参之以西洋哲学,一扫清儒“只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沉闷之气,使国学在他那里放了光辉。

这些学术多有开创意义,是生命与智慧的结晶。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说,王国维“对甲骨文的研究、股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并认为"王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① 这都不是过誉之词。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正当王国维学术处于巅峰状态时,他却投昆明湖自杀,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文化之谜。有人说,他是被人逼迫致死;有人则觉得,乃为殉道于清帝国而绝命。众说之中,唯陈宦恪所言最为中肯,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②这个说法在见识上确高于他人,是看到了王国维悲剧命运的根本所在。王国维的辉煌与陨落,是近代文化重要的分水岭。自此以后,国学式徽,而新文化日新月异。封建帝制下之文化依者的悲欢荣辱,在王国维身上,体现得丰沛淋漓。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王国维诞生于浙江海宁州城。初名国杭.取字静塞(安),号观堂。他七岁入私塾读书,十六岁入“州学”,二十二岁去上海,先在《时务报》任职员,后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杜"学习日文、英文。此间他开始接触康德、叔本华、尼采学说,对西方诸国的逻辑学、心理学、美学等发生了兴趣。那时戊戌政变已经爆发,西学在上海已星长足发展之势。他在这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对西学与汉学开始有了较为独立的思想意识。不久,他又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由于他先天体弱,又不谛所学物理、数学,不久便又回到国内。他先后到南通、苏州等地教书,后又替罗振玉编《教育世界》杂志。他这一时期写的诗文,受康德、叔本华、尼采学说的影响,情绪多低回悲哀之调,《人间词》中所抒写己身感伤之音,不绝于耳。在二十六岁左右,他忽对哲学发生了兴趣,但并不像章太炎、梁启超、鲁迅那样,把哲学看成解救中国壮会的思想武器,而是将其当成人生哲学看。他在自述中说:"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他特别看重康德的知识论、叔本华的意志说、尼采的超人意识。在王国维那里,这些哲人的人生情怀,更多的是具有益智移情的作用。他对这些人的接受,是以纯学理和情趣为出发点的,没有多少社会功利主义。可以说,他是近代最早深味康德哲学的人,这对他后来的治学影响很大,其思维空间不同于别人,大概是受康德启发的缘故。康德告诉他知识论、先验认知的形式的问题,叔本华和尼采则使他懂得了人性的意义。在理性和情感诸层面,他都受到了西方哲学家的影响。在西学东渐之中,他未将此种学说,与反省中国国民性和文化批判联系起来,反而用于汉文化建设。他到日本时,面对日益高涨的排满情绪,却生出无数怨恨和不解之情。像章太炎、黄侃这一类学问家,在日本是积极参与反清活动的,而王氏却被在日本的留学生的义举所吓坏,叹道:“诸生蝥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扬,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①从其学术活动的一开始,他就有别于同盟会、光复会诸人,属于“为学术而学术"、"为学问而学问"的人。他后来依附清帝国,成为逊帝溥仪的“遗民”,是有其精神基础的。

但王国维又不属于职业哲学家,他一生对学问,常随兴趣转移而转移。搞了一段哲学后,又觉文学在情趣上比哲学浓厚,故又钟情于诗词戏曲,后来对甲骨文、史学产生兴趣,又移情于故纸堆中,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由哲学而文学而史学,他在方方面面均有所建树,他的智慧便驻足于这种时空的转换之间。其中《人间词话》、《曲录》、《宋元戏曲史》、《宋代金文著录表》、《观堂集林》等,均可谓体大思精,称得上皇皇巨制。

王国维的著作多为精英文本,那些关于甲骨文和蒙古文化之类的考据文章,后人很少有问津者,但他的不朽的价值,却留在这些鲜为人知的文字里。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赞扬他说: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关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俨犹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几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固然有异同,所用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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