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百年华诞到了，这一百年是清华和国家同命运、共呼吸、经苦难、兴建设，发展到今天的一百年。这一百年从“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发展到拥有"两弹一星"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不能制造一颗铁钉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人造卫星上天，直到研制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电子计算机，几乎没有一件大事没有清华人的参与。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兴建中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的也是清华1924级的黄育贤学长，后来又有参加建设长江大坝的张光斗教授。而在国外，1923级的顾毓琇学长在美国宾州大学任教时，更对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建造作出了贡献，并且写诗如下：
万能电子为人用，此处发明计算机。神速无妨精又确，工程科学共飞驰。
科学不但与工程比翼齐飞，而且和诗词一同遨游太空，因为顾毓琇在1976 年国际诗人大会上当选为桂冠诗人，这又标志着清华文理兼通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后来的清华人身上也有表现，如1942级杨振宁不但是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科学家，而且对文学艺术也有相当高的造诣。如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时就引用李商隐和朱自清的诗句：“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在八十岁生日会上又反用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的人生七个阶段，莎氏第七阶段一切皆空，他却一切都有，可见他的中西文学水平。1945级朱光亚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时，为每位院士购买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为对外交流之用。他还喜欢打桥牌，计算非常精确，把科学精神体现到文娲活动中了。他们都不只是自强不息的科学家，而且体现了清华文理兼通的优秀传统。文理兼通非常重要，因为科学理论研究的是必然王国，而文学艺术创造的是自由王国，文理结合就由必然王国上升到自由王国了。
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关于厚德载物，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到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校舍很少，学生借住在兵营废弃不用的旧房子里。三校校长同去视察校会时，北大校长认为兵营不宜住大学生，南开校长则说环境艰苦，正好锻炼学生的品格。双方意见分歧，这时清华校长梅始琦就提出一个兼容并包的方案说：大学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如果既有大师，又有大楼，那自然更好；如果没有大楼，只要有了大师，那在艰苦的环境里也是可以培养出人才的。结果就有了后来人才辈出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厚德载物”的表现之一就是团结互助。1929级王徐昌学长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他在《我的摇篮》中谈到陶葆楷学长对他的帮助，叶企孙教授给他演练伯努利原理，还有吴有训教授“手把手地教他做实验”，充分体现了清华团结互助的精神。其他清华教授和科学家都是如此，1936级的何泽慧谈到周培源教授指导于光远做有关相对论的论文，叶企孙教授指导王大珩安装高分辨率的光谱学设备，任之恭教授指导何泽慧做稳压电源，吴有训教授指导钱三强制作一个玻璃真空系统，都是具体范例。
团结互助并不限于清华师生之间的互相切磋，还包括校外甚至国外的学术探讨，这就是清华传统的三大沟通：文理兼通，中西交流，古今贯通。而清华国学院的名师梁启超和王国维都是学贯古今中外的典范。
梁启超1922年在清华文学社讲《情圣杜甫》说：杜甫写《石壕吏》时，"他已经化身做那位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的一样……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得详细，真情愈发挥得透彻。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到真即是美的道理"。"真即是美"是英国19世纪诗人济慈的名言。梁启超把西方的文学理论应用到中国古代诗词上来，这就是把古今中外都结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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