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奇：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epub

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代序）
一、对以北方中原历史为主线索的中国古代史叙述的质疑
二、有关南方地区中古历史文献记载的初步梳理与辨析
三、研究的切入点与研究工作之开展（思路与设想）
（一）南方居民（或人口）的来源、族群分划及其本质
（二）古代制度的南方类型与制度演变的南方道路
（三）南方地区的民间信仰与仪式
（四）南方地区民众生计的多样性与经济形态的多元化
释“蛮”
一、问题之提出
二、从“莫徭”说起
三、“巴夏居城郭，蛮夷居山谷”
四、“蛮”的族群本质
五、中古时代南方族群的本质及其界定
散居与聚居：汉宋间长江中游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
一、引言
二、两汉时期：以规模较小的散村为主
三、六朝时代：“巴夏居城郭，蛮夷居山谷”
四、唐宋时期：聚落规模的扩大、聚居区域的扩展及其局限
五、影响乡村聚落形态及其变化的诸因素
唐代地方城市中的里坊制及其形态
一、唐代地方城市中普遍存在封闭式的里坊吗？
二、城垣之有无、沿用与新筑
三、罗城之兴筑、拓展与里坊制的推行及其实质
四、余论：附郭的“市”
“山南道”之成立
一、问题之提出
二、两晋北魏时代的“山南”主要指今南阳、商洛地区
三、西魏北周时代“山南”地域之拓展
四、隋及唐初对西魏北周“山南”观念的继承及其意义
唐代长江中游地区政治经济地域结构的演变
一、唐代襄阳统辖或监察区域的伸缩及其原因
二、经济地域结构与政治地域结构的关系
三、襄州属县及其空间关系的变化
四、余论：核心区的意义
南阳汉代碑石丛考
一、引言

二、汉碑八种考释
（一）宛令李孟初神祠碑(永兴二年，154年)
（二）张景造土牛碑（延熹二年，159年）
（三）桐柏淮源庙碑（延熹六年，163年）
（四）许阿瞿画像石诔文（建宁三年，170年）
（五）玄儒先生娄寿碑（熹平三年，174年）
（六）舜子巷义井碑（光和三年，180年）
（七）鲁阳都乡正卫弹碑（中平二年，185年）
（八）中部碑
三、从碑石材料看东汉后期南阳地方社会
汉隋间汉水上游地区的乡里控制
一、问题之提出
二、晋隋间汉水上游地区的乡里控制及其演变
（一）“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疏证
（二）蜀汉时期汉中地区以屯戍为中心的乡里控制
（三）汉末魏晋之际豪酋控制下的“东三郡”
（四）西晋统一时期汉水上游地区的乡里系统与户口
（五）两晋之际汉中荒残与成汉控制汉中
（六）晋宋时期汉水上游地区的侨郡县之设置及其土断
三、结语
西魏北周时代“山南”的“方隅豪族”
一、山南方隅豪族之崛起
（一）上洛泉氏与阳氏
（二）安康李氏与傥城杨氏
（三）襄阳席氏
二、山南方隅豪族北附的原因
三、山南方隅豪族北附后的去向及其意义
附录一:“官法”与“民约”：唐代的农田水利规章
一、农田水利规章之初始
二、《敦煌县行用水细则》之成立及其根源
三、《水部式》中有关农田水利的规定及其来源
四、讨论：“官法”的“民约”根源
附录二:隋唐五代山岳志考
一、引言
二、隋唐五代山岳志考
三、结语
后记

一、对以北方中原历史为主线索的中国古代史叙述的质疑
有关中国古代史的传统阐述，从总体上看，是以北方中原地区的历史发展为主要阐述脉络或叙述线索的，甚至可以表达为一种“北方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在以“王朝更替”为主要叙述线索的中国古代史阐释体系中，有关南方地区的历史发展，主要被叙述为中原武力向南方地区的扩张与征服，北方人口南移带来了南方地区的经济开发；然后是中原制度在南方地区的推行：建立起强有力的官僚系统（以及附属于官僚系统的诸种制度设置，诸如选官制度、法律体系等），对南方地区实施有效的行政控制，使这些地区的民众纳入王朝国家的户籍与赋役体系之中；再进一步，则是所谓“教化”的展开，王朝国家通过诸种手段或途径，诸如教育系统、选举系统、奖励表彰与惩罚手段等，推行所谓“王化”，即将正统意识形态灌输到南方地区，“变夷为华”或“化蛮为夏”，最终完成对南方地区的“文化改造”，即所谓中国文化的“标准化”或“正统化”过程。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界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这种以中原历史为中心线索的历史叙述和阐释，提出了较全面的批判：
第一个方面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论或多元论。经过苏秉琦、张光直、石兴邦等几代考古与古史研究者的多年探索与努力，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单一中心论，已经被抛弃，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论或多元论已经得到广泛的承认。考古与上古史学界已大致认同如下的观点：距今6000年至距今4500年间的中国早期文明，至少有几条线索：（1）中原地区以所谓“华夏集团”为主体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早中期）；（2）山东半岛南至江淮地区以所谓“东夷集团”为主体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3）江南环太湖地区亦以“东夷集团”为主体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4）长江中游地区以所谓“苗蛮集团”为主体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5）燕北辽西地区很可能是以“黄帝集团”为主体的红山文化—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或夏家店文化；（6）内蒙古中南部可能也是后来属于所谓“黄帝集团”为主体的仰韶前期—海生不浪文化—龙山文化；（7）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主轴的南方地区的仙人洞—筑卫城—吴城文化及西樵山（玲珑岩）文化—石峡文化；（8）巴蜀地区的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考古工作者与古史研究者虽然对这些文化区系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内部分区与类型有诸多不同认识，但总体方向上，认为中国早期文明是由不同源流构成、拥有多个中心和多元特征，相互融汇，“大浪淘沙”，逐步从“多元”中形成“核心”，则是一致的。 [1]这种理路，从根本上改变了文明起源史研究中的“传播扩散”阐释模式，从而对所谓“中原文化南下”（以及向四周扩散）的古史阐释系统带来根本性的冲击或否定。
对以中原历史为中心线索的历史叙述和阐释提出全面批评的第二个方面，来自“华南学派”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中心的有关地方社会之建构或称之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路与方法（又以珠江三角洲及西江流域、福建莆田平原与闽西山地、台湾地区的研究为中心）。华南研究的出发点之一，乃是试图摆脱王朝通过军事扩展、政治控制与教化，从中原向周边（包括向南方地区）扩张，最终建立起统一中华帝国的阐释模式，而是把中华帝国视为一个文化的观念。帝国权威的隐喻向南方边疆社会的渗透，不是通过自上而下地发布法令去实行，而是通过本地人自下而上提升自己的动力而得到实现的。他们在某个历史时期采用了来自政治中心的命题，并在建造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把这些命题当作国家秩序的语言加以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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