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看張：重構張愛玲(CUHK Series)

張愛玲之於我
王安憶
上海作家
緣　起
我不是對張愛玲特別有研究，只能算她的一個讀者吧，但有一些感受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和張愛玲似乎有一種潛藏的緣分，我其實很早就知道她，我到現在都不曉得為甚麼我家裏會出現一本張愛玲的小說集，是台灣皇冠出版的，所以早在張愛玲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大陸流行之前，我就看過她的小說。張愛玲的小說給我的印象是好看，她和五四時期的小說家不同。五四新文學左翼的小說家，他們對普通大眾的生活是持批評態度的。他們是要去啓蒙他們，啓蒙芸芸眾生，所以他們對描繪日常生活沒有興趣，例如我們在魯迅的小說裏看到的都是思想和對生活嚴厲的批評，而張愛玲的小說充滿了對生活的興味，至於這個興味是不是積極和熱情的，我之後還會解釋。張愛玲的小說就是好看，你會看到家長裏短，看到男女關係，看到我們生活很日常的場景。這本張愛玲小說集給我的感覺就是好看，尤其在我們那個年代，七十年代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小說往往是思想的課本，不太能看到對俗世的描繪。不過，當時看了就看了，倒也並沒有引起我太大的注意，我只是意外地看到了一些市井故事。後來我認識了一個朋友，他住在上海的老城區，可說是上海最老的市民階層的一個青年，他寫過詩歌，寫過散文，我想到目前為止他也只能算是一個文學愛好者。他說在他小時候，也就是六十年代，在他的家，他的家真的就是市井中家庭，在他的家裏有一本破破爛爛的舊書，作者叫張愛玲，書名叫《流言》。可見張愛玲並沒有在我們的生活裏銷聲匿跡，只不過偃旗息鼓，我覺得她淺淺的好像一直在，就看你有甚麼機緣發現還是沒發現。我這個朋友說《流言》裏的每一篇文章他都看過，和我們平時看到的文章很不相同。就這樣，後來當張愛玲掀起文壇上的風潮的時候，我似乎對她已經有過照面，並不像大家那樣愕然。這是我和張愛玲的第一份緣吧。
還有一份潛在的緣分，就是《長恨歌》。《長恨歌》是1995年完成的，寫完之後我就把稿子分別交給了大陸和台灣的出版社。台灣的是麥田出版公司，他們有一位文學顧問，就是王德威，當時是手寫的二十多近三十萬字的稿子，我先寄給台灣的麥田，麥田又寄給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東亞語言文化系主任的王德威先生，王德威先生居然給我寫了一封信。之前我和他沒有見過面，但我知道他讀過我的小說，他對我的小說有過稱讚也有過批評。他看了《長恨歌》之後給我寫了封信，熱情地肯定，他的稱讚讓我受寵若驚，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個態度嚴肅的教授，他的文學評論很有說服力。那時侯《長恨歌》還沒有出版還沒有變成鉛字，只是手寫的文字，他就說了很多誇我的好話，真是令人興奮。然後，王德威教授就為《長恨歌》寫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在《中國時報》分兩天連載的，後來就做了台灣版《長恨歌》的序。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張愛玲後又一人〉，據說原來的題目是〈張愛玲後第一人〉，但覺得「第一人」的說法太重，獨佔鰲頭似的，台灣的很多「張迷」也許會生氣，所以就改成「又一人」。不論是「第一人」還是「又一人」，總之是將我和張愛玲聯繫起來，之前我從沒有想到我和張愛玲有甚麼關係，這是王德威給了我的一個褒獎。從此以後我就和張愛玲牽扯上了，我需要在很多場合，面對記者，面對讀者，面對文學批評者，面對小說同行，回答一個問題就是：你有沒有受張愛玲的影響，你們之間的關係是甚麼。我從此就必須要面對這些問題。
我和張愛玲的再一次接觸是發生在《長恨歌》出版之際，張愛玲去世了。我收到很多電話，都來詢問我對這件事的看法，老實說我都不知道張愛玲一直活着，也不知道她生活在美國，過着淒涼的生活，這些於我都是隔膜的，但她的死訊卻告訴了我一點：這是一個和我同時代的人。我感到很愕然，好像忽然走到她近邊。然後我鄰居，也是我朋友的兒子臨高考需要補習英語，別人給他介紹一位英文老師，就住在和我們弄堂相連的弄堂裏一幢樓房裏的一間小屋，一位退休教師，這位教師叫張子靜，人家告訴我他是張愛玲的弟弟。事情就變得更加奇妙，想不到張愛玲她離我如此之近，她弟弟就住在我們一個街區裏面，而我朋友的兒子會去請他補習英語。聽描繪，她弟弟是一個潦倒的人，孤單、寂寞、沒有朋友，經濟也拮据，這種老人在上海弄堂裏非常多，突然之間我就覺得張愛玲離我如此之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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