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交易•谍影•谎言•真相（甲骨文）.epub

前言
每个秋季学期的星期一和星期三下午，我都要给耶鲁大学的几百名本科生讲授冷战的历史。我在讲课时，不得不提醒自己：这些学生都不记得我所叙述的事件。对于我的学生而言，我所提到的那些人物，斯大林和杜鲁门，甚至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都像拿破仑、恺撒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那么遥远。比如，当柏林墙被推倒时，2005届绝大多数学生还只有五岁。他们知道，冷战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曾经被告知冷战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家庭的。他们中间有些人——但绝不是所有的人——知道，如果在冷战的几个关键时刻，政策决定是以不同的方式做出的话，他们可能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我的学生在选修我的课时，对于冷战是如何开始的，冷战的目的是什么，冷战为什么是以那样的方式结束等此类问题，一无所知。对于我的学生而言，冷战就是历史，就像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历史一样。
但是，当我的学生在学习了那场主导20世纪后半叶的大对抗以后，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对冷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少人对冷战中的对抗表示震惊。有些学生在听了古巴导弹危机的课后，是浑身颤抖着离开教室的。“妈呀！”他们惊呼（有的同学还用了更粗俗的词汇）。“我真不知道人类会离自我毁灭如此得近！”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太不可思议了。”对于这些在冷战以后的年代长大的年轻人来说，冷战既遥远又危险。他们会问：既然我们现在知道苏联是一个虚弱的、虚张声势的和昙花一现的国家，但是为什么在冷战中人们会那么害怕这样一个国家？他们自己思考并问我：我们是如何从冷战中生存下来的？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既是为了回答学生们的上述问题，也是回应学生们常问我的一个具体问题，这个问题没有那么深奥。他们注意到，我过去写过好几本有关冷战史的书，我还经常指定他们读其中一本，那本书用了近300页的篇幅分析冷战，但也只讨论到1962年的事件为止。有的学生客气地问我：“你能不能用少一点的篇幅讨论更长的冷战年代？”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我的出版代理人安德鲁·惠利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人，他也和我的学生有同样的想法。他建议我写一本简明扼要、面面俱到、通俗易懂的冷战史。
这个建议也是以婉转的方式告诉我：我以前写的几本有关冷战史的书，没能做到简明扼要、面面俱到、通俗易懂。我的太太也认为写一本简明的冷战史是一个好主意。对于我来说，学生的建议，我的代理人的建议，我太太的建议，都很重要，我应该写一本简明的冷战史。
因此，《冷战》这本书主要是为新一代读者写的，冷战对他们来说绝不是“目前的事件”。我也希望那些经历过冷战的读者会发现这本书有用，因为马克思［我指的是格鲁科·马克思（Groucho Marx），不是卡尔·马克思］曾说过：“除了狗以外，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而在狗肚子内，太黑，没法看书。”当冷战还在进行时，人们很难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冷战已经结束，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档案已经开始开放，我们现在对冷战知道得更多了；事实上，我们现在对冷战的历史知道的那么多，以至于很容易被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淹没。这也是促使我写这本冷战简史的另一个原因。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大量有关冷战的新事实？我想用已故的耶鲁同事罗宾·温克斯（Robin Winks）常讲的一句名言作为我的写作指南，这句名言是：“意义在哪里？”... ...

目录
序言 前瞻
第一章 恐惧的回归
第二章 死亡艇和救生艇
第三章 指令社会抗衡自发社会
第四章 自主的兴起
第五章 公正的恢复
第六章 演员
第七章 希望的胜利
后记 观后
参考文献
索引

第一章 恐惧的回归
我们等他们上岸，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脸庞，他们就和平常人一样。我们还以为他们长得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美国人。
——柳波娃·科津岑（Liubova Kozinchenka）
红军第58近卫师
我想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想象俄国人，但是，当你看着他们，打量他们时，你没法判断你面前的人是否就是俄国人。如果你给他们穿上美国军服，他们看上去就和美国兵一模一样。
——艾尔·阿伦逊（Al Aronson）
美军第69陆军师[1]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结束的方式：欢呼、握手、跳舞、喝酒，充满了希望。时间是1945年4月25日，地点是位于易北河边的德国东部小镇托尔高（Torgau），事件是美苏军队的首度会师，这两支军队从地球的两端进军纳粹德国，迎面相会。五天以后，希特勒在柏林的废墟中畏罪自杀。希特勒毙命一周以后，德国人无条件投降。二战中获胜一方的大同盟领导人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他们在战时的两次高峰会议——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和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已经握过手，为一个更好的世界祝过酒。但是，如果他们的士兵没有在战争前线为打败敌人而庆祝的话，那么他们的那些握手和祝酒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然而，为什么在托尔高会师的士兵在迎接对方时会表现出惶惶不安，仿佛他们在期待会见外星来客？为什么他们发现的彼此之间的相同点会显得既令人意外，又令人心安？为什么，即使有这种感觉，他们的上司还是决定分别举行德国受降仪式：西线于5月7日在法国的兰斯（Reims）举行，东线于5月8日在柏林举行？在正式宣布德国投降的消息以后，为什么苏联统治者要驱散莫斯科自发出现的对美国表示友好的人群？为什么在苏联政府镇压亲美人群一周以后，美国领导人先是突然宣布终止向苏联运送租借援助物资，然后又宣布恢复提供该援助？为什么罗斯福的重要顾问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他曾在1941年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要在罗斯福去世六周以后急忙赶往莫斯科，试图挽救大同盟，不使它分裂？为什么很多年以后，当丘吉尔在写那个时候的回忆录时，要将回忆录的题目定为《胜利和悲剧》（Triumph and Tragedy）？
对上述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在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盟中，主要成员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它们尽管还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但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却已经处于对抗状态。不管二战大同盟在1945年春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大同盟过去之所以能够成功合作，完全取决于其成员国能够超越各自不同的政治制度，为了相同的目标而共同努力。悲剧在于：为了使二战大同盟能够成功运作，以赢得战争的胜利，成员国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和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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