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mobi

目录CONTENTS
绪论腐败：古代王朝的无解难题第一章朱元璋：注定失败的铁血反腐第一节最痛恨贪官的皇帝第二节严密的监管体系第三节严酷的反腐运动第四节思维混乱的反腐条规：《大诰》第五节激进反腐的高潮与落幕第二章海瑞：一个清官的孤独抗争第一节 “笔架先生”的另类精神第二节理想与现实的夹攻第三节逆势而行，革除“常例”第四节一边受排挤，一边升迁第五节千载留名“骂皇帝疏”第六节全面施展政治理想第七节痛苦的赋闲第八节异端，还是“神”？第三章康熙：千古明君亲手定下畸形制度第一节天性善良的皇帝第二节康熙反腐的两个错误第三节黄宗羲定律第四章雍正：古代反腐的成功案例第一节站在父亲的对立面

第二节洞悉下情的天子第三节养廉银改革第五章乾隆：前严后废的情绪反腐第一节卓有成效的早期惩贪第二节明君老去，贪腐急速蔓延第三节王朝兴衰系皇帝一念第四节皇帝带头腐败第五节享乐：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第六节 “议罪银”之罪第七节不断升级的腐败段位第八节极具弹性的贪污罪名第九节一场自欺欺人的亏空盘查风波第六章嘉庆：反腐的下滑曲线第一节一百分的接班人第二节诛和珅初显身手第三节面对腐败该何去何从第四节改革当口举起保守大旗第五节全面守成第六节从伟大到尴尬第七章和珅：清代第一贪官第一节怀才误此身第二节大理财家第三节一个巨贪的诞生第八章官场：晚清官员的妥协与坚守

第一节 “不妄取一钱”的林则徐第二节 “不要钱”的统帅曾国藩第三节不为钱所“累”的李鸿章第四节 “不以一钱自污”的左宗棠第五节 “赤贫”刘光第和“巨富”那桐

绪论腐败：古代王朝的无解难题
一
细数中国历代王朝，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勃然而兴”后不久就越来越深地陷入腐败泥潭之中，最后也大多因“腐败综合征”而走上灭亡之路。
我个人认为，传统社会里的“权力决定一切”，应该为腐败的产生负总责。
自秦朝至清末，从政治层面讲，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段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历史，而皇权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
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的，形成了“家天下”的格局。黄宗羲认为，从秦朝开始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明夷待访录·原君》）。黑格尔则认为传统中国是“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1]，这句话在中国史书中得到了这样的注解——后梁宰相敬翔曾对梁末帝朱友贞说：“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2]
这种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袭产业：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明夷待访录·原君》）
确实，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全体臣民都为皇帝而奔走，这就是所谓的“竭天下之财以自奉”“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夺人之所好，取人之所争”。这种状况本身当然就是最大的腐败。在黄宗羲看来，皇权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则是：“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3]
利益如此巨大，风险当然也高。为了保证自己及后代的腐败特权，皇帝们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试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4]，甚至“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万里，凡所以固位而养尊者，无所不至”[5]，这就导致权力笼罩一切。
传统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凭武力夺取天下的中国皇帝，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秦始皇可以调集全国之力修陵墓、修长城；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数千万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
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大都是在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进行的。比如农业，刘泽华说：“国家通过权力系统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监督和管理，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从官府集中大量耕牛、种子、生产工具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到将几十万、上百万的劳动者从东迁到西，又从西迁到东；更不必说产品征收和转运过程中组织、措施的复杂与严密，都体现着一种精神，即国家对于全部土地、农民、一切生产活动的主宰。农民几乎没有自由的独立的自己的生产，一切都要纳入符合封建国家需要的轨道。自由竞争或自由选择的原则，在这里完全没有效应。”[6]
不仅大事由统治者决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统治者来具体规定。比如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细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明确要求。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绸、绢、素纱、布。他还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7]，也就是说，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装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在一次微服察访中，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8]，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才格外开恩，“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9]。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除了衣服，其他的生活起居也无不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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