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CONTENTS
河本大作：暴恐炸死张作霖事件的首谋者
近卫文麿：拿不住枪杆子的“法西斯秀才”
广田弘毅：默认南京大屠杀的嗜血外相
松井石根：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犯
东条英机：头号战犯“步步惊心”的宰相之路
土肥原贤二：蒋介石最恨的日本侵华谋略者
田中久一：在中国被处决的军衔最高的日本人
根本博：大难不死阻碍中国统一的投降将领
北一辉：炮制侵华理论的“纳粹主义教父”
德富苏峰：日本煽动战争的媒体“大咖”
编者的话

自序在历史关节点无法忘记的罪恶人物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重要的年头值得纪念。“2015”，就属于这样的年头。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的年头；这一年，是中国人民艰难赢取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年头。
那还是在2014年，中日甲午战争恰逢两个“甲子”——120周年的时候，我一边在编写《甲午战争的千条细节》（中国东方出版社，2014年），一边在新浪微博同步刊发编辑的内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一位年轻的编辑与我在微博上展开了互动，他的每个跟帖评论都让我感到一种澎湃的激情、一种爱国的情怀。后来，我到上海出差，与他相约在酒店见面。通常人们说，粉丝见面都是“曝光死”。我们俩呢，或许是同性粉丝的缘故，或许是谈话投缘的原因，反正是两个人相见甚欢，谈锋甚健，最后在“脑力激荡”中撞击出来一本书的题目——《蒋丰看侵华战争中的日本人物》。当时，我们都意识到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年头。
接下来，多年来主张“图书是没有围墙的大学”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与我见面。他出生在河北省沧州，我曾在河北省定兴生活过。这样，谈及历史，我们很快就说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说到了拟定中的这本书。韩建民社长当场拍板，希望交大社出版此书。我又一次领略了拥有共同历史情怀的人，“一杯浊酒喜相逢”，不仅可以道尽古今天下事，还可以签约写就往事篇篇。
本来，我们拟定了20个人的名单。其实，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值得书写的罪恶人物何止20人，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何止20人！后来，因为我实在是各种事务缠身，无法在一张平静的书桌前面坐下，最后赶在出版之前，只写出了10个人物——河本大作、近卫文麿、广田弘毅、松井石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田中久一、根本博、北一辉、德富苏峰。
在这里，我要向韩建民社长表示歉意，向因为在催稿过程中屡屡遭到我“恼火”的编辑表示歉意。在这里，我要说，我还会写下去，甚至会把这个题目作为我后半生研究的课题。如果此书能够在抗战胜利75周年或者80周年之际再版，就会有新的内容补充进去。
坦率地讲，写这本书并不容易。尽管国内这类书籍也有几本，但史实来源并没有注明。因此，这次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特别注重对日本史料、人物传记的引用。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战犯期间，那位在1935年6月27日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的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曾经被叫到法庭上作证。尽管他是当事者，但因为他拿不出更多的文字的、数字的证据，讲的都是情绪化的语言，差点被从法庭上轰下来。相比之下，当时我们的中国代表团，同样没有从国内带去很多文字的、数字的证据，但他们不分昼夜地在日本防卫研究所资料库里面求证、索证，终于能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提供了法庭认可的证据，把土肥原贤二送上了绞首架。因此，这次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刻意在引用日方的资料上下功夫。
当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准确地说是进入“互联网＋”的时代，人们不仅阅读习惯改变了，阅读标准也改变了，许多人信奉的是“无图无真相”。这样，我就要尽量外出探访书中罪恶人物的出生地、旧宅、墓地以及各种各样的“纪念地”、“纪念馆”等等。记得我到岩手县采访的时候，得知当地是日本甲级战犯之一板垣征四郎的故乡。我想探寻他的遗迹，出租车司机则告诉我：“板垣在家乡是有墓地的，但从来不对外人开放。我知道在哪里，但不能告诉你。”我知道了，有些日本人把侵华人物的历史遗迹当作荣光，不惜一切地得瑟；有些日本人感到耻辱，尽力遮掩不声张；还有些日本人希望过安静的日子，让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永不再提。正因为这样，我这次没有写拟定中的板垣征四郎，因为我还是想寻找他的历史遗迹！我始终相信，踏访这些历史遗迹，不但可以追寻一些历史史实，还可以看出许多日本人延存至今的荒谬的历史观。
沉浸在书海里面，我看到当年日本陆军省里面不但有专门搜集中国情报的部门，还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中国通”。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决的7名甲级战犯中，就有3名“中国通”——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我在本书里面也写了三个“中国通”——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根本博。历史告诉我们，日本近现代史上的“中国通”，并未因为了解中国而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并未因为熟悉中国而放弃在中国的暴行，反之，他们因为洞悉中国而掌握中国的软肋，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在自鸣得意中最终把日本引向战败的惨地。其实，这对于我们当今认识日本的“中国通”也是有帮助的。
沉浸在书海里面，我看到日本一些侵华人物有丰厚的汉学功底。别的不说，参与1936年“二二六”未遂政变的理论指导者北一辉，其“一辉”的名字就是到中国以后才起的。7名甲级战犯之一广田弘毅，其“弘毅”之名更是直接取自于《论语》。而甲级战犯嫌疑人、横跨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朝代的媒体“大咖”德富苏峰，青年时代更是苦读过《史记》、《战国策》的。“日本人用中国文化打中国！”不知道有多少次，在写这些方面的内容时，我痛感于此，把盏自酌，泪水长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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