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
现代性与大屠杀
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解读希特勒
巴黎烧了吗?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
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目录
极权体制下的纳粹腐败和反腐
引言
1 有组织的自怜自爱与提携同党
1933年后对“老战士”的“补偿”；对党员的庇护和赞助
赠礼、特别基金和小金库
2 第三帝国腐败的核心领域
纳粹党及其各组织内部的腐败
狩猎、别墅、劫掠艺术品：纳粹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
“土匪省”和“丑闻西亚”
集中营系统与腐败
3 反犹与腐败
反犹暴力和个人的中饱私囊行为
“雅利安化”是腐败的结晶点
大屠杀与腐败
4 反腐斗争及其局限
政治上对反腐的利用
独裁的体制问题
朋党之交、门阀统治与官官相护
战时的丢车保帅
“打死苍蝇……”：亚诺夫斯基案
“……放走老虎”：内特林案和马尔迈斯特案
5 腐败与“民意”
结束语
致谢
附录
第三帝国的总年薪水平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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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体制下的纳粹腐败和反腐
徐贲
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格伦伯格在《十二年帝国：纳粹德国的社会史，1933—1945》一书中写道：“腐败实际上是第三帝国的组织原则。但是大多数德国公民们却不仅忽视了这个事实，而且还确实把新政权的人物当作是在严格地奉行道德廉洁。”纳粹是以严厉抨击和反对魏玛共和国腐败来获得道德号召力的，它“把民主即腐败的信念植入了德国人的集体意识之中”，但是，与纳粹自己的腐败相比，“魏玛时期的那些丑闻不过是政体的小小污点而已”。1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的《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2001年2月在德国被评为最佳图书，下简称《纳粹的腐败》）为我们充分了解纳粹的腐败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和深中肯綮的政治分析。
巴约尔在《纳粹的腐败》一书中通过揭示“政治上的恩主—门客结构”即“希特勒体制”来透视纳粹党国多样化的腐败。这个结构的顶端就是希特勒，它“将身边的人的道德败坏作为犬儒主义统治手段的基础”。巴约尔强调：“‘希特勒体制’并非凌驾于数量众多的恩主—门客结构之上，而是与其在同一个层面上共存，这些结构在纳粹体制中是横向发展的。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各省的‘诸侯’们，他们一般都控制着完善的小金库和基金会的系统，这系统既不受纳粹党总财务官的监管，也不受国家的中央权力的控制。虽然希特勒的权力足够强大，地位足够巩固，能够约束住腐败的封疆大吏们，但是元首在面对腐败问题时却非常冷漠（这很能说明问题），即便是罪恶滔天的封臣也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不经自由民主选举的专制提拔制度必然产生这样的恩主—门客政治权力结构。这是一个复杂的权力与利益结合的网络，使得它的任何反腐努力只能取得暂时的效果。腐败越藏越深，就连有的反腐办案人员也涉入腐败，如格伦伯格所说，第三帝国腐败的特征是越埋越深的腐败和越反越腐。2
纳粹的“恩主—门客结构”是当代政治性腐败和反腐研究所重视的“主管—代理困境”（principal-agent dilemma）的一个特例。“主管—代理困境”解释模式被用来解释不同形态的腐败，用它来分析极权体制下的腐败和反腐是同样有效的。
“主管—代理困境”是美国政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在《政府组织中的腐败特征》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后经其他研究者的调整或扩充，成为分析腐败和反腐的一个常用模式。3这个分析模式被用于多种不同的主管—代理关系，如公司经理（代理）与股份持有人（主管）、非民主制度中的任命官员（代理）与高层统治者（主管）、民主制度中的当选官员（代理）与选民（主管）等等。相比起分析民主制度中的腐败来，“主管—代理困境”更有助于揭示极权腐败（包括它“腐败的反腐”）的实质。这是因为，在极权体制中，谁是“主管”，谁是“代理”，以及一级一级以任命和党内任人唯亲来形成的主管—代理关系，要比在民主制度中清楚得多。它也起着在民主制度中不可能的党国全方位统治制度构建作用。
“主管—代理困境”是一种从利益和功利关系来分析腐败和反腐的方式。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罗伯特·克里加德在《遏制腐败》一书中指出，主管—代理模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而“只是一种启发式的分析，……它的目的不是结合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因素，得出为什么有的社会比其他社会更腐败的结论。不过它确实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假设，用以说明造成腐败行为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它还能提示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遏制腐败”。4遏制腐败的方式包括民主政治、公平竞争、公正选举、信息透明、分权监督等等。纳粹统治的极权专制是不可能采用这些方式来反腐的。因此，正如理查德·格伦伯格和弗兰克·巴约尔都指出的那样，虽然纳粹经常反腐，它的反腐既打老虎又打苍蝇，有的还相当严厉，但注定要归于无效。
用主管—代理困境来分析腐败，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人性考量：“代理如果觉得腐败对自己利大于弊，他就会腐败。”5腐败是一种个人对利害权衡的结果。一个官员有腐败（受贿）或不腐败的选择。如果不腐败，他能得到一份回报（工资收入和待遇），他还能享有清廉的道德满足。如果腐败，他可以从受贿和贪污中捞到油水（油水当然有大有小），但也冒着因贪腐败露而受惩处或丢官的风险。而且，他还得为贪腐付出道德恶名的代价。
克里加德指出，贪腐者愿意冒什么风险或付出什么道德代价，取决于他的道德和良心标准，也取决于“他的同伴或同事是怎么做的……他如果身处于腐败文化之中，又不择手段，那么，腐败的道德代价对他来说可以接近于零”。6也就是说，他根本不会在乎什么恶名不恶名。腐败的官员往往把贪腐败露和被惩处当作最大的危险和代价，惩处可能包括丢掉薪俸或工作、名誉扫地等等。决定一个官员不贪腐的经常不是道德觉悟，而是“得不偿失”的利益考量，这是“代理”对腐败问题的基本思考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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