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套装共4册多看版.epub

增订版前言
《“四人帮”兴亡》是我花费心血最多的一部著作，也是修改次数最多的一部著作。1980年观看中央电视台转播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实况节目，触发了我写这部长篇的计划，直至今日已经过去三十多个春秋。
《“四人帮”兴亡》题材庞大，最初分为《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四本书，在1988年初版，此后多次修订再版。由于“四人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分成四本书来写，部分内容重复，而且是把这个“帮”拆散了来写，没有整体感。到了2002年，终于把四本书合为《“四人帮”兴亡》，即把“四人帮”作为一个“帮”来写。在《“四人帮”兴亡》完成之后，搁置多年，未能出版。
2008年，《“四人帮”兴亡》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四人帮”兴亡》共182万字，分上、中、下三卷。我庆幸能够在许多“文革”当事人还健在的时候进行了多方面的采访，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倘若我在今日才动手写这部长卷，那就无法获得那么多极其重要的口述历史资料。
《“四人帮”兴亡》出版之后，我花费很多时间对全书进行大修改，大补充，而且还进行了许多补充采访。放在您面前的《“四人帮”兴亡》增订版，便是补充了2002年以来学界对“四人帮”研究的一系列最新成果的版本。由于新增了十几万字的内容、增加了与“四人帮”成员及历史背景有关的图片，增大了整书的篇幅，原来分上、中、下三卷的做法不利于读者阅读；同时考虑到“四人帮”从产生到灭亡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因此，增订版按照“四人帮”的兴亡历程，分为初起、兴风、横行、覆灭四卷。这样既方便了读者阅读，也勾勒了“四人帮”兴亡的脉络。另外，增订本还逐一订正了读者以及专家指出的本书初版的错误之处。
在今天，出版《“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可以说有双重的意义：
一是让年轻的80后、90后读者，了解那十年浩劫的真实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如今很多年轻人连“四人帮”是哪四个人都说不上，更谈不上汲取“文革”的沉痛教训。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让历史告诉未来，可以防止“左”的顽症卷土重来。
二是近年来沉渣泛起，为“四人帮”翻案者借助网络推波助澜。有人称“四人帮”为“文革四杰”，为“四杰帮”，称江青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好的学生”，称张春桥是“杰出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还称粉碎“四人帮”是“华、叶、汪、李反革命集团”的“宫廷政变”……
为了让年轻读者了解历史真相，了解所谓“文革四杰”的真正面目，历史的责任感驱使我对《“四人帮”兴亡》做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早在200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就多次与我联系，期望出版《“四人帮”兴亡》。这次，他们得知我完成《“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再度热情约稿。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对当代中国出版社表示深切的感谢。
《“四人帮”兴亡》是一个大题材，涉及中国当代诸多政治人物与重大事件，需要不断修改、增订。我愿继续对本书进行修改，以求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叶永烈
2012年10月7日上海沉思斋

原版序
十年天地干戈老，
四海苍生痛苦深。
以明朝顾炎武的《海上》一诗，来形容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这创巨痛深的十年，是非常妥切的。
“文革”十年，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哀鸿遍野，冤狱遍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正因为这样，“文化大革命”被人们称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中一片荆棘丛生、暗雷四伏的地带，一片忌讳甚多、禁规甚多的是非之地，一片浓雾迷茫、透明度甚差的“百慕大”，却又是泪流成河、冤狱众多的重灾区。它是中国的“特产”——因为这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发生，在中国进行的。
1980年，我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为题材，写了12万字的中篇小说《黑影》，于1981年春连载于《羊城晚报》。这篇小说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
“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光明终究会战胜黑暗。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那黑暗的岁月终于过去，但是那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当小说正在《羊城晚报》连载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开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每天晚上，我都坐在荧光屏前，聚精会神地收看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一边看，一边作笔记。我发觉，审判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比任何虚构的小说更具有震撼力！于是，我萌发了写作反映“文革”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念头……
我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悲剧、闹剧、惨剧、丑剧，早已降下大幕。沸沸扬扬、大灾大难的十年，已经凝固成为历史。然而，这段特殊的历史，迄今仍为海内外所瞩目。“文化大革命”幕后的一切，依然是千千万万读者关注的热点。
我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的：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尖锐的鞭笞，给了我思想上的震撼。
巴金说：“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母亲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巴金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再来。”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485吨档案，花费五年半时间，写成130万字的长篇。
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绝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
我作为上海作家，也从上海的历史及其相应的文学作品加以考虑：
关于上海的开埠和“洋人”们进入上海，已经有了长篇小说《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柯灵写的电影《不夜城》；
关于上海的解放，有电影《战上海》；
关于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有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
我以为，内中有两个上海的重大历史题材，尚无相应的文学作品：一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却没有一部相应的长篇文学作品；
二是20世纪60年代至1976年10月，“上海帮”（“四人帮”）的出现、发展以及覆灭，这一重大当代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
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历程，我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红色的起点》。
当我着手采写“四人帮”的兴亡史时，不少人笑话我自不量力。因为这么一个浩大的写作工程，凭我单枪匹马，怎么能够完成？
我这个人，一旦认定了目标，就要坚决干下去。
关于“四人帮”的这部长篇，曾经数易其名：最初是从上海题材的角度，取名《上海风云》，分上、中、下三卷。后来觉得“风云”太平淡，没有火药味，于是改名《上海的拼搏》，仍分上、中、下三卷。然而，着手之后，很快就发觉题材太大，篇幅甚巨，一下子难以下笔。于是，我又改变了写作计划，即把这一“母题”分切为四个子题，分为四部长篇，即《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总书名也就相应改为《“四人帮”全传》。
1986年10月，为了庆贺粉碎“四人帮”十周年，一家出版社得知我的写作计划，要我把已经完成的初稿，以《浩劫》为书名，作为“重中之重”，决定以一个月的速度出版（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出版速度）。
在书稿付厂排印之后，我忽然接到出版社的电报，要我马上从上海乘飞机赶去，有要事商议。我匆匆赶去，方知《浩劫》因故停止排印。我拎着一大包手稿，怀着沉重的心情，飞回上海。
后来我才知道，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所以对“文革”题材书籍严加控制。尽管在当时无法出书，我仍毫不灰心。我以为，这是一部重大题材的书，需要精心创作、精心修改。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埋头于修改、补充。
终于，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从1988年初起，在半年的时间里，陆续出版了《“四人帮”全传》初稿。
这四本书初版本的第一次印数，颇为耐人寻味：
《江青传》，20万册；
《张春桥传》，15万册；
《王洪文传》，13万册；
《姚文元传》，5万册。
这印数，其实从某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帮”四个人不同的历史影响力，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他们不同的兴趣度。
这四本书的出版，引起各方注意。许多报纸加以转载或者发表报道、评论。198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倪平的报道《历史使命　笔底波澜——访作家叶永烈》，披露了《“四人帮”全传》四本书的出版以及写作、采访的艰辛。
我以为初稿还很粗糙，又继续进行修改、补充。在1993年，出版了《“四人帮”全传》修订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了《江青传》，认为此书“对重要史事的叙述，态度比较慎重，并纠正了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全书“史实基本上是准确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张春桥传》的审读意见则指出：“这本书对于揭露张春桥的丑恶面目有深度、有力度，对‘文革’的祸害有比较具体而生动的描绘，有助于加深读者否定‘文革’的认识。书稿文笔生动流畅，且多秘闻轶事，可读性强。”
《“四人帮”全传》出版之后，成为遭受盗版的重灾户。光是我所收集到的《江青传》盗版本，竟然达十种之多！
《“四人帮”全传》是四本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系列书。在写作《“四人帮”全传》的时候，我感到存在这样的难题：
“四人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拿批判《海瑞罢官》来说，在《江青传》中要写到，在《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也要写到。如果都写，彼此有重复感。如果只在《江青传》中写到，《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不写，则又不行，因为批判《海瑞罢官》毕竟是张春桥、姚文元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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