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它是从陶器演变来的，由无釉陶、釉陶，以至于发展为成功的瓷器，是有极其悠久的历史的。
“瓷”字在文献上，最早见于晋朝吕忱著的《字林》。嗣后在潘岳的《笙赋》中，更出现了“缥（piǎo）瓷”这样的名词。所谓“缥瓷”，就是淡青色的釉瓷。又晋人杜育的《荈（chuǎn）赋》中有“器择陶楝，出自东瓯”的话，东瓯就是现在的浙江温州，是当时烧造瓷器的地方。不过严格来说，这一时期还只能算是瓷器的过渡阶段。到了唐代，才能说是真正烧造、使用了瓷器。
我国瓷器的发展是以“青瓷”为主流的，下面我们试从考古发掘的材料以及传世的实物，略述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代表“仰韶文化”的彩陶，胎质坚细，器上有用赭、墨、红、白等颜色涂绘成的多样几何形图案花纹。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彩陶，上面还绘有鱼、鹿等花纹。代表“龙山文化”的黑陶，胎质细腻，器壁很薄，表里黑色，光亮有如涂漆。
195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郑州二里冈发现了商代的釉陶器和一些碎片，它的骨胎坚硬，大部分是灰白色，类似“高岭土”，只因加入了石英，所以器表不甚平整。器物上的釉色呈青绿色或青黄色，釉水虽薄，可是却和胎骨结合紧密，烧制温度都在1000度以上。这种釉陶器，既可以说是瓷器的雏形，也可以说是瓷器的祖先。当然，如果要拿它和后世成熟时期的瓷器相比，那还是相差很远的。
1954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长安斗门镇、河南洛阳塔湾和江苏丹徒烟墩山等处，都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釉陶器；尤其是1959年在安徽屯溪市（今黄山市）出土的釉陶器数量更多，器形也多种多样。西周釉陶的胎骨和釉色，一般与郑州二里冈的商代釉陶器差不多，但是有它的特点。
在浙江绍兴一带，近几十年来出土了大批战国时期的釉陶器，釉色黄绿而透明，器形大都模仿铜器。
1923年在河南信阳擂鼓台发现了东汉永元十一年（99）的古墓，出土了六件带有青灰、青绿透明釉色的壶、洗、碗、杯等接近瓷质的器物。1954年河南洛阳东汉墓内出土一件四系罐，浅青绿釉，胎坚而火候很高。这几件器物，可以说是原始青瓷。
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烧造的技巧，已有显著的进步。1954年在南京市赵士冈发现了三国时吴国赤乌十四年（251）的青瓷虎子（盛溺器）。1958年在南京市北京路又发现了吴国甘露元年（265）款的青瓷熊灯，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对青瓷卧羊，无论是在釉色上还是造型上，都相当的精美。1953年在江苏宜兴周处（死于晋元康九年，公元299）墓内发现一批青瓷，内有一件熏炉，上部镂空，顶有一立凤纽，在造型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956年在湖北武昌发掘的齐永明三年（485）墓内，出土一件莲花盖尊，釉色润泽匀整，造型也很美。以上这些青瓷，其烧造地区虽然不同，但都属于南方青瓷系统。
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在河北景县十八乱冢，发掘了北朝豪门世家的封氏墓群，出土了不少瓷器，多数都属于青瓷。其中以雕镶仰、复莲大尊为代表品，釉色青绿，堆积釉厚处，明亮如玻璃，在造型釉色方面，都不同于南方青瓷。
从唐朝以至五代，越窑（浙江绍兴、余姚古称越州，在这里烧制青瓷的窑，名为“越窑”）青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烧制之精，图案之美，数量之大，都大大超越了前代。当时越窑青瓷，不只遍及全国，而且传播到日本、印度、波斯以及埃及等国。
宋代时越窑虽然衰落下去，但却出现了不少新窑，其中著名的如：龙泉窑（在浙江龙泉市）、哥窑（也在龙泉市），这是属于南方系统的。属于北方系统的则有官窑（这里所说的是指北宋官窑，北宋官窑据文献记载，说是在汴京烧造，不过至今在开封一带尚未发现窑址）、耀州窑（在今陕西铜川）、汝窑（在今河南汝州市）。特别是汝窑产的瓷器，釉色匀净，青色含粉，一般被公认是青瓷中最成功的产品。钧窑（在今河南禹州市）也属于北方青瓷系统，其烧制年代可能在北宋末，而盛极于金，是青瓷中最突出的一个品种：它不只是单纯的一色青釉，有的还呈现出鲜艳的红斑，有的通体还呈现出润泽灿烂的玫瑰紫色。
白釉瓷器，在隋代已大量生产；到了唐代，更加精良。北方邢窑（在今河北内丘县）的出品，是唐代白瓷中的典型。宋代的定窑（在今河北曲阳县）白瓷，在装饰花纹上有印花、划花、锥花等多种。明代永乐时在景德镇烧制的半脱胎暗花甜白瓷器，精巧绝伦，达到了极高水平。
青花和彩瓷，在宋代已渐露头角；到明代，则逐渐达到成熟。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成化时期的五彩、斗彩器，都可说是空前之作。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又发明了粉彩，色调的深浅浓淡，可以运用自如，能在瓷器上绘制极为生动的各种题材的画面。往后又发明了珐琅彩，使器物上的画面更加绚丽鲜艳，把我国的造瓷工艺进一步推到了古代的最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