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32.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套装共2册).epub

前言
在大陆，已有的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著作，至少应当在十几部以上。但是，翻遍已有的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著作，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同一角度，即站在中共角度所做的研究。与其叫国共关系史研究，不如叫共国关系史研究要准确些。
为什么说已有的研究著作几乎都是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研究国共关系呢？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这些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著作，所利用的史料，基本上都是中共方面的，很少至少是较少利用到国民党方面的史料。
主要利用中共方面的史料来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有什么不足吗？有。从中共保存下来的大量史料出发，来研究它与国民党关系的历史，对于了解中共在两党关系问题上政策策略形成的原因及中共推行贯彻这些政策策略的过程，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它便于我们理解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中共的认识、感受和它在处理两党关系问题上所依据的逻辑，以及由此所获得的成功或失败。但就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而言，这却是不够的。较少利用和了解国民党方面据以形成其政策策略，包括记述两党关系问题的种种史料，就不大容易理解国民党当时许多政策策略形成的原因，不大容易了解其政策策略推进的过程及国民党人对其政策策略实施过程和效果的认知情况，甚至还可能误把一方当年在不明了对方真实感受和意图情况下所做出的某些政治判断，简单地当成自己立论的基础。
我在1991年就写过一本叫《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的书，因为研究写作时还很少可能利用到台湾方面保存和出版的档案史料，因此也就决定了该书也只能是以中共方面保存和出版的相关史料为分析的依据与线索。尽管书出一年后即告脱销，加印时临时核对或补充了一些当时已经可以找到的台湾方面出版的史料，但整体上也仍旧没有多大变化。
当然，就国共两党谈判史而言，即使在过去了十多年，有机会大量查阅保存在台湾的国民党各种文献史料之后，笔者也没有发现更多地依据两方面史料来研究国共谈判历史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在那个时期，与国民党的谈判关系着中共及其武装的生存与发展，是中共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从而也就决定了中共中央及其相关部门，不能不集中主要精力和干部以应付和谋划，留下了各种形式的大量历史记录。相反，除在极个别情况下之外，国民党方面几乎从来不重视与中共的谈判问题。大多数的谈判几乎都是蒋介石直接授命个别人员秘密进行的，并不与党内高层协商办法。而蒋介石的个人日记虽多有记载，却又因为台北对外开放的日记多有删节改动，且经过摘编整理的日记片断也仅止于1940年代初。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国民党保存下来的史料当中找到比较完整的史料，有系统地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研究两党谈判问题，自然也没有可能。
但是，尽管是研究国共两党谈判的历史，我在写作《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一书时，就已经意识到过多地利用单方面史料的严重不足了。因为，由于中共方面的资料相对丰富，国民党方面资料极度欠缺，我虽然可以很容易地根据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或电报来往的情况，具体了解中共方面谈判意图以及谈判方案形成变化的原因和经过，却无法清楚了解国民党方面对谈判的策略意图及导致其态度变化的原因何在。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研究，理解共产党易，理解国民党难，显而易见。
历史研究，贵在求真。而欲求历史之真，又非尽可能全面把握历史的各个侧面，努力深入到各方当事人的内心世界中，去了解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认识变化的情况及原因不可。只注重和相信源自一个方面、一种角度的史料，对历史的把握，难免会如同盲人摸象，使自己永远无法看清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正因为如此，国共谈判一书出版后，我始终感到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厘清，还有许多工作必须要做。这也是我此后一直继续高度关注国共关系史的研究状况，并尽一切可能在海内外继续搜集有关国共关系史问题的各种档案文献史料和回忆口述史料的原因所在。
我今天能够完成此书，要特别感谢杨天石研究员对我的大力推动与督促。上个世纪末，杨公主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研究课题，需要有人承担编写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一卷。他坚持要笔者来完成这项工作。当时，我虽然正在从事其他课题的研究工作，但在杨公的极力推动下，也是由于我有此夙愿，故还是答应了下来。几年下来，尽管写作断断续续，但今天毕竟完成了此书，也算是多少了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然而，本书写作虽已告竣，我却毫无轻松之感。
第一是因为以我目前所能找到的史料，在个别重要阶段仍旧不能充分解释国民党人政策策略形成的幕后原因，甚至无法清楚描述其对某些重大事件认识和处置的经过情形。在实在无法较充分地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史料来分析其政策策略动因和形成实施过程的情况下，有时仍旧不能不较多地借助于中共方面或其他相关史料，来做分析立论的参考。这自然无助于完整全面地解读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形成和变化的历史。好在蒋介石日记等重要原始文献史料已经开放，假以时日，相信待本书做进一步修订时，我当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

第二是因为本书的体例和相关史料的局限性，使本书叙事的角度与重点前后会有些许差异。即前三分之一部分较多地以国民党内核心人物为中心来展开，而后面的部分则较多地侧重于事件经过的分析与说明。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史料的保存前后侧重不同，前三分之一时期有关事件史的资料保存欠缺较多，因而就使得有关核心人物个人方面的资料价值得以凸显出来。而以后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有关事件史的资料保存很多，有关核心人物个人方面的资料虽多，却因大量被加工修改，利用价值大大降低。当然，这里面也有我个人研究习惯的影响。我实在更乐于着眼于历史事件中的人物研究，而本书的主题和体例却要求我必须注重于事件的说明，结果我只好牺牲掉个人的这种偏好，尽可能服从本书体例的要求。
第三是因为受到我的兴趣点、对事件意义的个人判断，以及受到史料掌握情况等因素的影响，本书章节没有完全依循多数读者可能已经习惯的历史阶段划分或事件重要程度来设计。比如，我就没有用太多笔墨去说明分析国共最后成败的“三大战役”的经过，但却以一整章的篇幅分析叙述了1946年国共两党在争取东北过程中的一次规模不是很大的四平战役。这当然与我驾驭宏大课题的能力不足有关系，但在另一方面，我也实在不愿意去做那种面面俱到的尝试，而更乐于让读者能够由点到线，由小到大地从具体的个案中去体会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第四是因为本书仍有个别章节会涉及两党谈判的问题，在实在无法回避不谈，又缺少更多新资料的情况下，我只能利用上一本书中利用过的一些基础史料。对此，凡可能重新研究处，笔者均尽量重新做过研究。但是，即便如此，读过笔者前一本《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的读者，在这样的章节里仍旧难免会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第五是本书虽然写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我也尽可能在一些章节中努力尝试较全面地反映国民党内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互动情形及其政策策略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但实际上，本书目前的写法仍旧较多地停留在上层政治史的层面上，未能充分展现国民党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在国共两党关系史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无疑是本书的又一个不足之处。
最后是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我虽然试图尽量客观地去分析和描述国民党人在对共产党问题上的复杂心理及情感变化，但无论是相关概念的使用，还是论说方式，以笔者的生长环境和教育背景，加上现实政治的局限，要想做到绝对客观，也不现实。对此，笔者亦有自知之明。
但无论如何，在这里想要重申的是，对于本书，笔者是努力尝试了用陈寅恪先生关于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1]的这样一种态度来研究的。如果说这样一种努力在一些地方做得还不够到位，绝非是笔者的本意之所在。
杨奎松
2005年9月12日于上海虹桥怡景园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上
第一章 孙中山与国共合作
一、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
二、“马林路线”的失败
三、孙中山的希望与两难
四、国共两党的困惑与尴尬
五、孙中山与弹劾共党案
六、孙中山的去世及影响
第二章 “容共”，还是“分共”？
一、党内分化之缘起
二、党内反对派的首次抗争
三、戴季陶的转变与廖案的发生
四、西山会议派的结合及影响
第三章 蒋介石走向“三二〇”之路
一、主张“师法”苏俄
二、一度赞成“阶级斗争”
三、从联俄到“联”共
四、护党与联共的矛盾
五、“三二〇”事件的发生
第四章 从“三二〇”到“四一二”
一、限共主张提出的背景
二、继续两党“合作”的尝试
三、迎汪、拒汪之较量
四、“扶助农工”问题上的分歧
五、权力斗争的全面发酵
六、“四一二”：血腥的开端
第五章 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
一、国民党左派的初次结合
二、武汉国民党政策的左倾
三、工农运动与军队的反动
四、国民党的右倾与中共内部分歧
五、从和平分共到武力清党
第六章 南京国民党的“清党”运动
一、“清党”发起之反复
二、从非法到合法的经过
三、第二期“清党”及其争论
第七章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剿共”战争

一、“白色恐怖”和中共城市组织的瓦解
二、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与受挫
三、蒋介石策略的调整与成功
四、红军长征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第八章 以政治方式解决“共党问题”
一、“莫斯科路线”中途搁浅
二、蒋介石的左右摇摆
三、两党谈判条件之趋近
四、战争形势的意外影响
五、西安事变与停止“剿共”
六、国民党谈判策略的变化
七、改编与收编之争
八、取消中共军权的尝试
九、抗战爆发下的国共妥协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下
第九章 抗战开始后的妥协与磨擦
一、军事合作与政治防范
二、国共磨擦升温与防共办法出台
三、局部“剿共”与危机初起
第十章 皖南事变及其善后
一、苏北冲突与军事解决方案的出笼
二、皖南事变与国共全面对抗
三、从政治攻防战到再度妥协
第十一章 国共两党攻防态势的转换
一、蒋毛会见计划的流产
二、重回政治解决的轨道
三、从西安到重庆的激变
四、国民党的内敛与应对
第十二章 抗战结束前后的和战选择
一、赫尔利调处的失败
二、国共两党针锋相对
三、内战危险一触即发
四、重庆和谈和平无望
五、诉诸军事的必然选择
第十三章 战后国民党人的反共困扰
一、“一二·一”惨案经过
二、军政当局的过激反应

三、蒋介石的点火与灭火
四、受命打人者的邀功与“牺牲”
五、教育当局的居间调和
六、国民党教授的严重分化
第十四章 阻止内战的最后尝试
一、马歇尔调停与停战协定
二、政协决议与国共妥协
三、较场口事件及其幕后
四、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第十五章 四平战役与内战爆发
一、四平之战的导火索
二、四平开战经过
三、四平之战的尾声
四、内战方针下的危机
第十六章 从“戡乱”走向崩溃
一、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二、从戡乱动员到总体战
三、变局来临前的混乱
四、军事瓦解的种种原因
第十七章 国民党对中共的最后一搏
一、桂系和共倒蒋密谋
二、李宗仁、白崇禧发动和平攻势
三、“四老”达成和平使命
四、国共谈判南辕北辙
五、中共条件遭到拒绝
六、国共斗争大局底定
参考文献暨征引书目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上第一章 孙中山与国共合作
众所周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始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表面上，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来自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但实际上，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并授予重要职务的，到底是孙中山。因此，从孙中山如何制定并施行其容共政策，了解孙中山在与中共合作过程中的态度、作用及其认识的变化，理应是了解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及其政策的起点。许多年来，在涉及孙中山为什么会采取容共政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议。简单地把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容共”建议，看成是孙中山用以“联俄”的一种诱饵，或者简单地断言孙中山决定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予以重用，纯粹是因为看重了共产党人的才干，显然都不是十分客观全面的看法。[1]因此，准确地解读孙中山的言论，了解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的状况，对于我们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包括了解此后国共关系深入发展和破裂原因，都显得格外重要。
一、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2]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与其间。[3]因此，即使中共初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如1920年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后，国民党人即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也欣然赴任，即是证明。同样的情况，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甫告成立，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4]孙中山对此也慨然同意，指定张秋白为国民党代表，且授予正式委任状。[5]说中共成立后即排斥国民党，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6]
从中共“一大”及其会后的表现看，中共内部对国民党的态度一度确实不尽一致。“一大”曾有决议主张“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甚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7]然而，由会议报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却清楚地解释说：多数与会者相信，依据中国的现状，“我国的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共产党需要与其他党派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敌人，这“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8]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想法，实际上又是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来的。这是因为，1921年中共成立时，只有区区五十余人。一年之后，即当中共“二大”召开时，也仅有不足二百人。力量如此弱小，又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要想切实推动中国革命和谋求自身组织发展都极端困难。曾经在爪哇从事过工人运动，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H.Maring，又名Sneevliet），在中共“一大”后听说共产国际有召集中国各个革命团体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很快就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他几乎马上就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取得联系，并积极谋求会见孙中山。1921年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九天，与孙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9]随后，马林又进一步赴国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访问，与更多的国民党人沟通。此次考察，使他最终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俄共领导人列宁（V. I. Lenin）也向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10]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实在是大势所趋。
有关这时孙中山对马林建议的态度，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无意与共产党联合的情况显而易见。在桂林，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对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11]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他直率地对为马林做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12]在几年后马林公开回忆的这些只言片语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激进小组织的看法。而他在这里特别批评的所谓小集团，无疑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孙中山的数次长谈，以及国民党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显然对希望能够像在爪哇那样大干一场的马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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