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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最后的访谈
博尔赫斯：最后的访谈
马尔克斯：最后的访谈
波拉尼奥：最后的访谈
冯内古特：最后的访谈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最后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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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海明威，小说艺术，第21号
海明威在古巴
顺道拜访海明威
下午的生活：最后的访谈

海明威你平常看赛马吗？
采访者偶尔会去。
海明威那你可以读读《赛马新闻报》[1]……在那儿你能感受到真正的小说艺术。
——于马德里一家咖啡馆中的对话，1954年5月
欧内斯特·海明威总是在他位于哈瓦那郊区——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家中的卧室写作。虽然他在住所西南角的塔楼上有一间特地布置的工作室，但他更倾向于在卧室写作；只有当被“人物”驱动时，他才会爬到塔楼上的房间里去。
卧室在一层，和房中的主厅相连。当间的门总是半开着，门缝间夹着一本名曰《世界航空发动机大全》的厚重大开本。卧室宽敞明亮，阳光从朝向东面和南面的窗户中径直透进来，照耀在白色的墙面和淡黄色的瓷砖地板上。
房内一对齐胸高、和墙面呈直角的书柜将卧室分隔成两边。一张大而矮的双人床占据了其中一边，床尾整齐地摆放着大号拖鞋和乐福鞋，床头两张小桌子上堆满了书。另一边放着一张宽大的平板写字台，两面各摆了一张椅子，文件和备忘录在桌面上有序地摆放着。目光越过桌子就能看到，在卧室尽头有一个顶上盖着豹皮的大型衣橱。一个个漆成白色的书橱倚在房间另一侧的墙上，里面的书一路溢出到地面，堆在旧报纸、斗牛杂志和一叠叠橡皮筋捆好的信件之上。
在这些凌乱不堪的书橱中，有一个靠在东面窗户边的墙上，离海明威的床大约一米——它的顶上，就是海明威的“工作台”；大约一平方米的狭小空间，一边被书包围，另一边则放着成堆被报纸压着的文件、手稿以及小册子。书橱顶上所剩无几的空间刚好能放下一台打字机，其上架着一个木制阅读板、五六支铅笔，还有一块镇纸用的铜矿石，以防东面窗户进风时，纸被吹走。
海明威自写作伊始，就一直保持站立写作的习惯。他脚踩一双大号乐福鞋，站在一张破旧的小旋角羚皮上——打字机和阅读板正对着他胸口的位置。
海明威每开始一个新的项目，总是先用铅笔，在阅读板上铺好的薄打字纸上书写。他在打字机左边放了固定着一叠纸的纸夹板，要用时便从贴着“亟待支付”的金属夹下取出一张来。他将纸倾斜置于阅读板上，左臂倚着板子，手压住纸，随着时间流逝，纸上的字迹变得更大也更孩子气；标点缺失，大写极少，常常用“×”标记句号。写完一页后，他会将纸反过来，夹在位于打字机右边的另一个纸夹板上。
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海明威才会移开阅读板，改用打字机：当写作进展快且顺利，或是内容较为简单时。这种简单是于他而言的，例如对话创作。
他在一张大表上记录自己每天的进度——“免得欺骗自己”——这张表由某块硬纸板包装箱的侧面制成，挂在墙上，位于羚羊头模型鼻子的正下方。从表上的数字能看出每天产词量不等：450，575，462，1 250，然后又回落到512。较大的数字一定是因为海明威当天做了额外的工作，如此他第二天便可以毫无负罪感地去墨西哥湾流上钓鱼。
作为一个固守习惯的人，海明威从不用另一边那张完全合适的写字台。虽然它为写作提供了更多空间，但同时也堆积着许多杂物：成沓的信件，百老汇夜店里卖的那种毛绒玩具狮子，一个装满食肉动物牙齿的小麻布袋，猎枪用的弹壳、鞋拔，木雕的狮子、犀牛、两头斑马、一只疣猪——最后这些整齐地陈列在桌面上。当然，还有书：堆在桌上，放在桌边，不加区分地塞在架子上——小说、历史、诗集、戏剧、随笔。看一眼这些书的标题便能知晓它们的种类之繁杂。当海明威站在“工作台”前时，他膝盖正对着的书架上摆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普通读者》[2]，本·艾姆斯·威廉姆斯的《分裂之家》[3]，《党派评论读本》[4]，查尔斯·俾尔德的《共和国》[5]，塔尔列的《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6]，佩姬·伍德的自传《你看起来真年轻》[7]，奥尔登·布鲁克斯的《莎士比亚与染匠之手》[8]，鲍德温的《非洲狩猎》[9]，T.S.艾略特的《诗集》[10]，以及两本关于卡斯特将军在小巨角战役中全军覆没的书。
虽然这间房间一眼看上去乱七八糟，但经仔细审视后，能觉察出主人是一位本质上热爱整洁，却舍不得把任何东西丢掉的人——尤其是那些附着了情感的物件。其中一个书架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纪念品：木珠做成的长颈鹿，铸铁小乌龟，火车头、两辆吉普车和一只威尼斯贡多拉的小模型，背后插着钥匙的玩具熊，拿着一对钹的猴子，一把微型吉他，还有一架美国海军双翼机（少了一只轮子）歪歪扭扭地停在草制的圆餐垫上——这些东西如此琐碎，和某个小男孩在衣柜鞋盒中收藏的零碎物件相仿。但很显然，这些纪念品各有各的价值，正如海明威放在卧室里的三只水牛角亦有除了尺寸大小以外的价值：在灌木丛中狩猎的过程极为不顺，但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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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神话
“博尔赫斯和我”
最后的访谈

上天赐予我的一大乐趣就是和他人进行关于文学和形而上学的对话（尽管我是个无神论者）。这样说未免有装腔作势之嫌，所以我必须先澄清一点，这种对话对我而言不是辩论，不是独白，更不是傲慢的说教，而是和他人一起求索真知的过程。说到这儿我不由得想到我的父亲，想到拉斐尔·坎西诺斯-阿森斯[1]，想到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2]，还有很多我来不及提到的人——其实任何列表上最值得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被省略掉的名字。上文已经客观阐释了这种对话的概念，但（我记得）质疑我的人仍说，我试图当个传教士，以某种单调的语调向人们宣讲古英语和古斯堪的那维亚语的优点，宣讲叔本华和贝克莱[3]的思想，爱默生和弗罗斯特[4]的诗歌。这本书的读者也将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我在某些方面是个富翁的话，那就是困惑和不确定性。我的一位同事宣称，哲学就是对事物清楚严谨的认识。而我却把哲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人本质的困惑的学科。
我在美国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特别是在得克萨斯和新英格兰时。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时，我与理查德·伯金[5]有过很多次愉快的交谈。在我看来他似乎没有什么特定的意图，提问的态度很自然，甚至不强求一个答案。我的回答也没有说教的意味。我们相谈甚欢，完全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
现在重读这本书，我认为自己完成了自我表达，事实上是自我坦白，坦白的程度更甚于那些我在孤独中怀着过度的忧虑和戒备写下的文字。思想的交流是一切爱情、友情和真正的对话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两颗志趣相投的心灵产生了碰撞，双方都能从这种碰撞中受益无穷。比起我自己独处时思考的产物，从他人那儿得到的启发往往更能让我眼前一亮。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对我充满好奇，想要更加了解我。七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不怎么费力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沃尔特·惠特曼曾说：“连我自己对我真正的生活都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理查德·伯金让我重新认识自己。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还记得那天，在听说了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要来美国，来剑桥市的消息后，我一口气从一千六百米开外的哈佛广场跑回了我在中央广场的住所，只花了不到五分钟。现在看来，1967年的整个夏天我都在为他的到来做准备，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说起博尔赫斯。
开学后我回到布兰迪斯大学上大四，在那儿我遇到了一个来自巴西的漂亮女孩，名叫芙洛·比尔德纳，她是个比我还狂热的博尔赫斯迷。我们无论何时碰到一起，总要滔滔不绝地围绕博尔赫斯谈上三四个小时。在某一次谈话结束后，我们下决心一定要见见他本尊。
我还记得我们设计了很多大胆周密的计划，其复杂程度堪比一部俄语小说，但最后都被我们一一否决了。我们只做了一件事：芙洛有博尔赫斯的电话号码，她给博尔赫斯打了个电话，说我们想见他一面。这一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计划竟然奇迹般地成功了。
那天是11月21日，离感恩节只剩两天，天灰蒙蒙的，还下着小雨。会面时间定在晚上六点半，我和芙洛决定当天下午分头出发，给博尔赫斯买礼物。这显然并非必要之举，因为博尔赫斯似乎完全不需要他人对他有任何感激的表示。他总是能让你感到，他才是心怀感激的那个人，你陪他聊天就是给他最好的礼物。无论如何，在沿着波士顿长长的街道来回徘徊，逛遍了各家零售商店、书店和唱片行之后，我最终为他买了一张巴赫第四、第五勃兰登堡协奏曲的唱片，我父亲曾经用小提琴演奏过这两首曲子。回到剑桥，我见到了芙洛，她手上也拿着礼物——四枝长茎的黄玫瑰。
从哈佛广场到博尔赫斯在康科德大道上的公寓只要跨越三四个街区，对我们来说却算得上是一次奥德赛式的历险之旅。那个夜晚的所有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雨后空气特有的宁静；芙洛又大又亮、泛着绿宝石光芒的双眼；洲际酒店的大镜子，我们曾停在那儿整理仪容；人行道上厚厚一层被雨打湿的落叶。我记得我们一开始搞错了地址，按过门铃后，来开门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说自己从未听说过博尔赫斯这个人，于是我们忙不迭道歉。那之后我们赶紧调头，大笑着跑过近一个街区——一种宛如梦境般不真实的笑声，充斥着眩晕、焦虑和令人沉醉的幸福。
然后我们隔着玻璃门看到了他，拄着一根手杖，正在另一个拄着双拐的男人帮助下进电梯。我们急忙跑进那幢大楼，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把他俩都扶进了电梯。和博尔赫斯在一起的男士大约三十岁出头，是一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正协助博尔赫斯进行波斯文学研究。博尔赫斯穿着一套式样保守但十分优雅的灰色西装，系一条淡蓝色领带。他和他妻子一起居住的小公寓看上去特别空，书架上放着十来本书，客厅里摆了一台十二寸电视机，桌上搁着一沓杂志。一开始他似乎有点紧张，显得不那么自在，特别是在我们呈上礼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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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位永不停歇的作家
马孔多想象的力量
一枚情书专属印章
“我已停止写作”之最后的访谈

每个人都说这就像是拜见教皇，何苦一试。如果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有话要说，他大可自己出书，不愁销量，又何必通过你来发表言论？
我是《华盛顿邮报》的文学记者，年轻张扬，蔑视一切，只有那些优秀的佳作才能得到我的褒奖。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正是我长久以来万分敬仰的伟大作家，不论是他的成就还是他的文学造诣，都令人拜服。就如一位敏锐的评论家说过的那样，《百年孤独》这部作品，就像击碎窗户的一块砖头，因为它，人们开始了解真实的街头，那些喧嚣吵闹、五光十色的生活得以走入大众的视野。同时，它呈现的奇幻景象，比如天堂的花朵，还有那穿过城镇、流入房子，又恰好避开地毯的一缕血迹，都那么大胆、直接而真切。突然，所有拉美文学都有了它的影子。《百年孤独》是世上最为家喻户晓的名著，而且很有可能也是最后一部能够产生巨大而长久效应的作品。
为了得到专访的机会，信也写了，人也求了，多方的出版商也拜托了。最后得到的消息是：请在指定时间前往墨西哥城，大师会在家中接受你的采访。当时是1993年末，加西亚·马尔克斯正从激进的革命者逐渐转型为资深的政客。最近的两部，《霍乱时期的爱情》和《迷宫中的将军》，是马尔克斯继《百年孤独》后再创的佳作，进一步巩固了其高居神坛的地位。他从未在美国公开亮相，虽然当时的新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据说是他的头号粉丝。这份神秘和独特续写着马尔克斯的传奇。
传闻加西亚·马尔克斯虽能听懂英语，但特意不去说它，而我的西班牙语口语又不是很好，所以我带上了一名优秀的译员以及一份小礼物，即美国文库出版社新发行的赫尔曼·梅尔维尔作品系列。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坚持要我在上面留上名字，我怀疑他是不是认为这有可能是我写的。
他的办公室是位于家后方的一间独立小屋，温馨舒适，布置得恰如其分，是个可以读书、写作和避世的好去处。那儿有一整面的书墙，陈列着至少四种语言的书籍：刘易斯·卡罗尔和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赫然在目，当代作家托拜厄斯·沃尔夫的作品也在其中，一同摆放的还有一本关于天使的词典、陈旧的医学文本、巴黎地铁线路图、无名政客的自传以及其他相关的工具书。另一面墙则是密密麻麻的唱片，和一套顶级的音响系统。
一袭白衣，体态敦实，加西亚·马尔克斯看起来像极了广告中皮尔斯伯里的面团娃娃。正当我在斟酌该如何开始才能做到既独到犀利又不失礼节时，马尔克斯首先发话了：“卡洛斯·富恩特斯强烈建议我要和你聊聊。”
毫无疑问，哪怕已是三十五年过后，富恩特斯依旧是拉美文学领域的“经纪人”，乐衷于帮朋友安排会面，这其中包括文学和外交界的各方人士。
重整旗鼓，我打算再次发问，马尔克斯又说道：“我已经不再接受任何访谈了，但是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希望我为此破例。”我虽从未见过卡斯塔涅达，《没有武装的乌托邦：冷战后的拉丁美洲左派》一书的作者，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家，但可见我名声在外，已被他知晓。我默默点头，准备开始第三次的尝试提问。
“在华盛顿的墨西哥大使是你作品的忠实拥趸。”加西亚·马尔克斯说道，他的语气如此自然，就好像在描述太阳今早已升起这般显而易见的事实一样。
我早已习惯作家的褒奖，他们常说我是文笔界的莫扎特。那些肤浅的溢美之词很自然地从他们的口中流露而出，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能更加积极地向公众展示他们良好的形象。如今网络帮助作家脱离了中间人的控制，能自主地将焦点聚集在自己身上，但是在这之前，他们的名声还是掌握在媒体的手里。
但今天提到的可是一位大使呢。这不禁让我浮想联翩：那位大使，清晨六点守在使馆的门口，就为了等待一份《华盛顿邮报》。他从邮递员手中接过这份报纸后，快速地翻阅了起来，找寻着我的名字。很可惜，我的名字没有出现。丢了报纸，他悻悻地回到了床上。
加西亚·马尔克斯想表达的意思很明确：你今天能来到这儿已经很幸运了，当然我也很高兴得到你的赏识。在多番恳求成功后，谁又会问出严酷的问题呢？
一两年后，我去听过卡斯塔涅达的讲座。我带着他的书，走向了我的这位“崇拜者”。他询问了我的名字，以便能在给我签名时写在书上。我很认真地阐明了自己的身份，但似乎他从未听说过我。
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给我的感觉并不是欺骗了我，反而有一种诙谐的幽默。当访谈终于得以开始时，他就如同我所设想的一般睿智犀利，散发着迷人的光彩。他喜欢谈论自己的作品。很多作家都倾向于在自己的迟暮之年，追忆往昔的光辉岁月，他却不同，马尔克斯从不屑于谈论当年之勇。任何一个人，如果写下了《百年孤独》，都完全可以卷钱走人，不理会评论者猛烈的抨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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