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会议，各国正在七嘴八舌攻击中国，周总理一开口，全场安静了

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对新中国外交有着特殊的意义。今年是这场会议召开60周年。

1955年4月18到24日，亚非各国代表赶赴印度尼西亚山城万隆，参加“亚非会议”，这场会议以促进亚非各国友谊，研究亚洲非洲在世界的地位为目的，同时，这也是第一次没有西方大国参加并为其所左右的会议。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表示，中国支持亚非会议的召开，并且愿意参加，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与世界和平而努力的。

但是，周恩来此行遇到了种种艰难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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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特务机关2月中旬得知周恩来将参加万隆会议的消息，就开始谋划暗杀周恩来，1955年4月11日，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飞离香港后，台湾特务事先安装在飞机上的炸弹爆炸，飞机坠毁，机上等11名乘客不幸遇难。周恩来由于当时另有安排，没有搭乘这架飞机，逃过了一劫。但这次事件显然给周恩来的安全蒙上了严重的阴影。4月13日当晚，代表团成员陈毅副总理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得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十分关心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安全，但由于亚非会议不能延期，周恩来和陈毅再三商量后决定，仍按原计划前往。

到了万隆，局势依旧波谲云诡，危机四伏。

当时，参加万隆亚非会议的国家共有29个，除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5个发起国外，还有阿富汗、柬埔寨、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也门、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共和国（南越）。

这其中，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只有中国和越南，有22个国家没有与新中国建交，有的仍与台湾有外交关系，有的接受美国援助，同时，不同国家也奉行不同的外交策略，可以说是各怀心思，各自都有各自的小算盘。这使得会议局势从一开始就极为复杂。

果然在第一天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和谐的局面就被打破了，伊拉克的发言人法迪尔·贾马利开始疯狂地攻击共产主义。他妄称，共产党已经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并号召非共产党国家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这个发言使得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第二天，局势继续恶化，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发言时称：“我们必须加以小心，不要上当，打开大门把一种新的、更加阴险的帝国主义以解放为名放进来。”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则煽动大家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泰国、土耳其也都纷纷在一些问题上指责中国。

各国都在注视着中国代表团的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会议第二天的下午，周恩来终于登台了。他放弃了自己原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宣讲了自己根据对局势观察，即席准备的一段发言。

周恩来一开口便说：周恩来继续显示了和解的姿态：“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到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这一席话，气氛紧张的会场，立即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周恩来继续阐释、澄清了先前各国提出的种种问题，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实际上为与会国提供了互相合作的基本准则，而这也是后来被称为“万隆精神”的主干。

周恩来最后强调：“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这段仅仅18分钟的发言，立即将会议推向了高潮，周恩来充满智慧地进行阐释和解惑，用平等的态度来平息争论，赢得了各方的尊敬和赞同，许多代表过来向回到座位的周恩来握手祝贺，原本指责中国最激烈的菲律宾外长卡洛斯·罗慕洛后来说:“周恩来是我去时候的敌人,回来时候的朋友。”会议主席、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对周总理表示，“您的讲话太好了，将整个会议气氛扭转过来。”

黄书海后来回忆道：“万隆会议有三个危机，但都被周总理化解了，第一个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事件，当时如果周总理决定不参加，那就没有万隆会议了；第二就是一开会他们就对中国政府群起而攻之，总理也化解了；第三就是开会后要拿出什么成果，总理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妥善处理分歧。”

4月24日，经过与会各方7天的努力，会议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它不仅成为亚非人民争取和平和独立的鼓舞力量，而且在国际局势发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影响。

而周恩来总理在促成亚非会议成功上体现出来的大智慧，也作为新中国外交上的经典案例被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