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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
周郑交质隐公三年
石碏谏宠州吁隐公三年
郑庄公戒饬守臣隐公十一年
臧哀伯谏纳郜鼎桓公二年
季梁论民为神主桓公六年
曹刿论战庄公十年
齐伐楚盟于召陵僖公四年
宫之奇谏假道僖公五年
秦晋韩之战僖公十五年
泓之战僖公二十二年
晋公子重耳之亡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
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
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
秦晋殽之战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
楚太子商臣享江芈文公元年
郑败宋师获华元宣公二年
晋灵公不君宣公二年
王孙满对楚子宣公三年
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
宋及楚人平宣公十四、十五年
齐晋鞌之战成公二年
楚归知罃于晋成公三年
晋归锺仪成公九年
晋侯梦大厉成公十年
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
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
魏绛戮扬干襄公三年
魏绛论和戎襄公四年
驹支不屈于晋襄公十四年
崔杼弑齐庄公襄公二十五年
弭兵之会襄公二十七年
吴公子季札观乐襄公二十九年
郑子产相国襄公三十、三十一年
郑徐吾犯之妹美昭公元年
楚灵王乾谿之难昭公十二、十三年
伍员奔吴昭公十九、二十年
王子朝告诸侯书昭公二十六年

鱄设诸刺吴王僚昭公二十七年
费无极谮杀郤宛昭公二十七年
吴楚柏举之战定公四年、五年
齐鲁清之战哀公十一年
楚白公之难哀公十六年

前言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大概成书于战国中前期。西汉时期，《左传》曾立为学官，后几经废立，成为“十三经”中的一部。作为儒家经典中的一部，过去常把它看成是经书。它记载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又是一部重要的史书。经书也好，史书也好，《左传》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承载着传统文化中众多价值观的经典
《左传》所记载的春秋时期，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也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许多先进思想和价值观，在《左传》里面得以体现。民本思想，《左传》中最为鲜明。《尚书》已有“敬天保民”的思想，强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周书》）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全盛于殷商、西周时代的天道观已经动摇，人们对“天”“人”关系作出新的解释，从重视天道转而重视人事，以民为本的思想越来越突出。桓公六年随国大夫季梁说的“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就是突出的代表。虽然还有一个“神”在，但季梁提出“敬神保民”，实质是借“敬神”来表达他的“保民”理论。敬神告神，都离不开民力、民和、民心；只有民力普存、民和年丰、民心无违，才能取信于神，也才能取得神的福祐。民心向背、得民与否也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曹刿论战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春秋中期以后，有关“保民”、“爱民”、“得民”、“恤民”、“成民”、“抚民”、“利民”的论述越来越多，哀公元年认为“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都说明民本思想越来越为统治者和进步思想家所重视，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今天我们提倡“以人为本”，正是对以民为本传统思想极好的弘扬。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晏子论“和同”的一段话。晏子所论之“和”“同”，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是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一对范畴。晏子认为，“和”与“同”异。“和”是指众多相异事物的相成相济，即集合许多不同的对立因素而成的统一，譬如调羹：“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汲，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是指同一事物的简单相加，简单的同一。所以“和”是对立统一，“同”则是单一。“和”就是要适中，要和谐。各种相异的对立的东西相成相济，达到适中，才能和谐统一。晏子论“和”“同”，体现了对事物一与多、单纯性与丰富性多样性的统一认识。“和”“同”思想的提出，对于建构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左传》还记载了“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即所谓的“三不朽”说（襄公二十四年）。此说首先是崇尚道德，把道德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其次倡导建功立业，为国家做出贡献。再次是建言立说。“立言”之不朽，应该在“立德”、“立功”的基础之上，“立言”与其时代价值和社会功利是紧密相连的。“立言”之不朽，显示了人们对于言论和思想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此外，还有如“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宣公十二年）、“多行不义必自毙”（隐公元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襄十一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宣公二年）、“骄奢淫逸，所自邪也”（隐公三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庄公二十四年）、“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昭公五年）、“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僖公二十四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昭公四年）等等，无不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与崇高的精神原动力。
开创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先河
朱自清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经典常谈·春秋三传第六》）“史学的权威”，在于《左传》开创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先河。
首先，《左传》是一部“言事相兼”（刘知几语）的史著。《汉书·艺文志》说，古代“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尚书》重在记言，《春秋》专于记事，单一的记言或记事，共同的缺陷就是忽视了历史发展的主体——人。而《左传》却摈弃了单一的记言或记事的“古法”，博考旧史，广采佚闻，集记言记事于一身，以“言事相兼”的崭新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历史是人的社会实践留下的轨迹。人是历史实践的主体，也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左传》有意识地集中写出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上至天子诸侯、王公卿相，下至行人商贾、皂隶仆役，共有三千多个，写得特别出色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春秋五霸、吴王阖闾、楚灵王等诸侯君王，赵盾、子产、晏婴、伍员等臣子，还有许多妇女人物和下层人物。《左传》作者不但详细地写出这些人物的活动，而且揭示他们在春秋时期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赋予人物鲜明的历史意义。《左传》全方位的写人，它相对于“言事分纪”的《尚书》和《春秋》，在史学方法论上是一个质的飞跃。梁启超称赞说“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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