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自序[1]
尽管这是我在中国出版的第二本书，但事实上，它是我在开始写作《天国之秋》之前就已经完成的第一本个人著作。这本著作源自我的博士论文，在经过修订之后，于二○○七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所以，它呈现的是我在学术界初出茅庐阶段的研究成果，反映的是我最初决定投身历史学领域时期的研究旨趣。
出于个人原因，我对中国的兴趣就产生于湖南。大学毕业之后，作为雅礼中学的英文教师，我在长沙度过了两年时光。自那以后，我常常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与那片土地密不可分——湖南是我的第二故乡，那是我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那里有我的朋友和学生。湘菜和湖南的大好河山令我着迷，直到今日，我花在游历湖南的时间远远多于任何其他省份。
虽然直到我申请耶鲁大学雅礼协会项目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湖南。但在此之前，我的家族早已与这一省份产生联系。事实上，我父亲的伯父（我的伯祖罗伯特）早在一九一五年就生活在长沙，他是耶鲁大学雅礼协会项目最早期的英文教师。在我出生前几年，他便已去世，所以我没有机会当面问他当年的经历。所幸我还能看到他拍摄的照片，阅读他写的家书，因而，我也能对他的生活感同身受。
这些家书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九一五年的长沙，这也使得我记忆中一九九○年代的那一段经历变得无比鲜活。伫立在街边，看长沙车水马龙，我想到了伯祖：八十年前，他像我一样风华正茂，站在相似的地方，望见一片旌旗招展，那是人们在庆祝袁世凯登基的典礼。他的家书丰富和加深了我的个人体验，促使我第一次真正对历史学产生浓厚兴趣。
从长沙回国数年后，我开始了在耶鲁大学中国史研究所的学业，湖南毫无悬念地成为我的关注重点。鉴于我对这一省份的莫大兴趣，我无法不注意到，如此多的湖南名人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里、在改良和革命的道路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然而，我所接触的主流中国史作品，几乎众口一致地认为“现代中国”发轫于文化精英中心——如北京，以及沿海对外中心——如上海和广州。与此相反的是，湖南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偏僻、落后，必然从北京和沿海地区引入“现代”精神而加以启蒙的内陆省份。我深知那只是一叶障目，于我而言，似乎可以写就一段完全不同的关于现代中国诞生的历史，那便是将湖南置于故事的中心，而非无关痛痒者。事实上，先后诞生曾国藩与毛泽东的省份，似乎完全有理由来尝试以一个新的方式讲述古老的故事。
通过这本书的研究工作，我想要更清楚地厘清贯穿晚清和民国初期湖南几代行动主义者和领袖的线索。在每一代中，我着重考察少数几个看起来尤其重要和有趣的人物，通过他们的话语和著作理解他们。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湖南人身份？他们如何思考湖南在未来中国潜在的角色？当中国首先面临列强瓜分的威胁，而后又产生军阀混战的局面时，他们的湖南根源有怎样的重要性？
最为重要的是，我想要理解当地的抵抗与牺牲传统，它激励了无数年轻的湖南行动主义者迈出无畏的步伐——在很多情况下，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创造一个他人可以活得更好的幸福世界。
当我写成《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的时候，我将其献给我的父母和妻子。虽然这一目的仍然适用于英文版，但我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中文版，因此，我才可能将本书第一次献给那些在中国的人们。它让我有机会满怀深情地回想起那些和蔼可亲的人们，那些在我二十多年前初来乍到时助我形成生命观点的人们，那些打开我双眼使我重新看待世界并走上一条我从未想过的道路的人们。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敬意，我将此书的中文版献给我在雅礼中学时的同学和老师们。
二○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北安普顿，马萨诸塞
[1]中文版自序译者：董风云，法国孟德斯鸠-波尔多第四大学国际关系硕士。
目录
导论：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
第一章 重新发掘王夫之
第二章 湖南复兴的基础
第三章 湖南维新运动
第四章 在日本重整旗鼓
第五章 湖南与清朝的覆灭
第六章 重建
第七章 毛泽东与湖南自治运动
跋：湖南与中国
致谢
索引
导论：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
怪哉，湖南人在近代中国的事迹从未被当作整体来看待。个别的历史著作可能在行文中顺带指出，太平天国之乱（说不定是人类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冲突）的平定，乃是由湘军领导完成。或指出一八九八年北京师法日本明治维新改造中国，推动了三个月的“百日维新”，但其实在那之前三年，湖南就已施行类似的改革。百日维新失败，改革派遭捕遇害，其中最有名的殉难者谭嗣同，就是湖南维新运动的创始领袖。或会提到二十世纪第一场反清大叛乱的诸领袖，有一半是湖南人。又或指出领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湖南籍成员居各省之冠，湖南人黄兴作为领导者参与这场革命的程度，远比事后得到大部分功劳的孙中山高。更近一点看，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政治局的成员，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包括毛泽东）。[1]但不论是这些说明湖南人对中国近代史进程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例子，还是其他例子，都是零落、孤立地出现，缺乏连贯性，几乎只是徒然地引人惊讶，而无法给予真正的解释。对此现象，历来的解释就只是含糊提及湖南人的神秘“精神”，有人推测那精神源自湖南多山的地理环境或爱吃辣的习惯。[2]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近代中国几乎每个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团体的领导阶层里，都可看到湖南人的身影，但我们仍把湖南视为保守落后的地方。湖南予人的传统印象，乃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是粗野之地，湖南的农民抗拒任何改革或进步思想，但这样的省份却出了这么多改革者和革命人士，似乎说不通。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矛盾之所以让人觉得吊诡，完全是因为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建立在一种普获认可但其实有待商榷的看法上：中国的现代性和随之而来的所有政治与社会改革、民族主义、全球文化交流完全是沿海通商口岸的产物，且从那些口岸向内扩散，启迪了内陆。[3]在接下来几章里，我会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湖南其实是不为传统所拘的文化中心，是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自成一体的节点。我们的目光停在通商口岸和首都太久，暂时转移一下视线，把湖南摆在中央，全新的中国近代史叙述随之呈现眼前。
在这一与主流叙述背道而驰的反叙述里，始于晚清的诸多湖南人的行动主义事例，其发生都绝非偶然。我的研究目标之一，乃是揭露上述诸多不相干运动之间一脉相承的东西，特别是揭开诸主事者的个人关系——师生间、作者与读者间、军中同袍间、同学间、后代子孙间与堂表兄弟姊妹间——他们因此被拉进一自觉的传统和一有意义之整体。我想弄清楚这些人如何理解他们自己的省份，以及其省份与外面世界（包括中国其他省、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中国近代史上那些家喻户晓的事件，对他们而言有多么不同？是什么激发他们付诸行动？湖南的历史学家所缅怀的是什么，哪些人是湖南青年效法的对象？他们对未来有何梦想？总而言之，湖南的行动主义者如何解读晚清直至清朝覆灭期间中国大地上的动乱和走得踉踉跄跄的建造新民族国家之路？研究发现，这些疑问的答案与我们预期的大相径庭。这使人不禁想问，今日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之由来究竟了解多少。
我要讲的故事，围绕着两个主题铺陈。第一个是湖南人的民族主义。在此，我所谓的“民族主义”兼具两种流传于湖南的想法：第一种想法认为，湖南人是一个自成一格的群体，有着与中国他省人迥然有别的共同特色；第二种想法认为，湖南人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有共同的先祖，以及最重要的，有共同的历史命运。那是种时强时弱的民族主义，弱时主张湖南人负有引领中国其他人步入未来的天命，强时则主张湖南人应该摆脱中国的束缚，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而从近代中国主流叙述的角度看，这一现象根本不该存在。传统的中国近代史认识告诉我们，儒家忠君爱国的观念自然而然转化为对中国大一统的向往，于是顺理成章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不怀抱着中国一统的梦想。这一历史目的论（historical teleology），乃是由想以近代民族国家的形式保住古老帝国版图的中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所构造，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许多重要的湖南改革派只把湖南省当成首要效忠对象的事实，却恰好在掏空这个立论。本书检视的许多例子里，有一个一贯且有力的中心思想，即本省摆第一位，帝国（如果考虑到帝国的话）摆第二位。从中国境内民族主义发展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湖南省可同样轻易地（且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更轻易地）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把旧帝国弃之在后。或者如某湖南学生于一九○三年所说的，湖南人应该让中国步罗马帝国之后尘消失于历史舞台，湖南本身则要成为法国或英国之类的国家，把旧帝国的文明带进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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