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托尔斯泰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70年代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
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19世纪70至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80至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伯纳·萧、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价他的文字,1907年译价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1913年、1917年先后有《复活》(译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译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

草婴,原名盛峻峰,俄罗斯文学翻译家,1923年出生在浙江省宁波镇海。南通农学院肄业。他是我国第一位翻译肖洛霍夫作品的翻译家,在中国读者中产生极大的社会反响。后来草婴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翻译工作,这一壮举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不是简单的直译,而是一个艺术家的再创造,文笔优美,对话尤其生动。

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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