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epub

版权信息
序言：从芝加哥启程
1950年代及更早
西班牙来信
伊利诺伊之旅
作为反派的大学
世俗之人，世俗时代
犹太人区的笑声——评肖洛姆·阿莱汉姆
德莱塞和艺术的胜利
海明威和人的形象
地下的人：谈拉尔夫·埃利森
本·赫克特的1001个下午
繁荣的困境：谈菲利普·罗斯
作家和观众
小说家的干扰
全世界的深度读者，当心！
和黄孩子的一次聊天
1960年代
隐藏的珍宝
犹太人说故事
从手推车上白手起家：关于亚伯拉罕·卡汉
我们向何处去？小说的未来
在电影院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作家成为说教家
比亚特丽斯·韦布的美国
近日小说巡礼
赤脚男孩：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
我的老弟邦米奇
思考者的荒原
隐匿的文化
以色列：六日战争
怀疑与生命的深度
1970年代
论美国：在特拉维夫美国文化中心的评论
纽约：举世闻名的奇迹
机器与故事书：技术时代的文学
我们对这个世界介入太深
对我自己的一份采访

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身为犹太人的美国人：获反诽谤联盟民主遗产奖的讲话
他们签署协议那一天
1980年代
在罗斯福先生的时代
对托克维尔的反思：芝加哥大学的一次研讨会
我的巴黎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前言
文明的野蛮人读者
一个犹太作家在美国：一次讲座
芝加哥今昔
1990年代之后
要考虑的实在太多了
作家、知识分子、政治：一些回忆
巴布亚人和祖鲁人
陪伴也孤单
拉尔夫·埃利森在蒂沃利
文学：下一章
诙谐讽刺游戏
胜地佛蒙特
冬天在托斯卡纳
喜剧的滤镜下：与诺曼·马内阿的对谈
“我有一计！”：与菲利普·罗斯的对谈
尾声：为什么不呢？
编者说明

序言：从芝加哥启程
1930年代，是什么让一个芝加哥的少年开始写书？一个成长于美国大萧条阶段的年轻人为什么有决心认为自己首先应该是个文学家？我之所以使用“文学家”这个自命不凡的词汇，只是想强调这种野心和外在事实之间的对比。身为巨大的工业和商业中心的芝加哥，已经快被失业率拖垮，工厂甚至学校都被关闭，这个城市还是决定在密歇根湖岸举办一次世界博览会，其中将会有高塔、游乐项目、展览、中国的人力车，还有一个微型村庄——其中每天都会有一场微型婚礼，还有诸如妓女、骗子和扇子舞舞者这样撩拨人的东西。是有一点喜庆，却有多起阿米巴痢疾。一切并没有重回繁荣。几百万美元就这样被商人和政客们打了水漂。如果他们可以异想天开，那大学生们也完全可以不切实际。而在忧郁、沉重、轰鸣、低俗的芝加哥，什么选择是最不切实际的呢？为什么——要成为美的代表，人类灵魂的解释者，一个充满创造力、趣味、个人自由、慷慨和爱的英雄。即便是现在，我也不能说要成为这样一种幻想家不是好事。
1930年代和今日的区别在于，过去的那些幻想家不会得到他们的家庭的补贴。他们必须依靠自己拼上几年，或者至少得等到罗斯福新政（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哈里·霍普金斯[1]）意识到一个大政府可以“购买”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然后国内的很多地区开设了公共事业振兴署。我认为有可能是霍普金斯和罗斯福看到了，从1905年到1935年那些郁郁寡欢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德国和意大利造成了多大的麻烦，因而认为每周付给人二十三美元去粉刷邮局墙壁或者编辑旅行指南是一笔超值的生意。这项计划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美国在战后的欧洲、可能也包括越南继续依循着霍普金斯的这条道路。
比如，我知道约翰·契弗一直在辛辛监狱教授写作课程。作家和囚犯经常会发现他们有如此多的共同点。而多亏了他们在大学修习的心理学课程，狱警似乎也懂得写书是一剂完美的良药，让囚犯记录自己的经历有可能会让他们的心灵变得柔软。同样，政客走下权力宝座或者退休时，他们会成为作家或者大学教授。因此，亨伯特·亨弗莱[2]、迪安·拉斯科[3]成了演说家，而尤金·麦卡锡[4]则成了诗人，而与他们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政治家斯皮罗·阿格纽[5]则成了小说家。不久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阿格纽先生说自己受过太多苦，有必要用一些有创造性的活动来治愈自己的灵魂，而他开始写小说是因为自己已不再年轻，无法从事严肃的精神活动了。
但是我开始回想起在30年代的中西部，立志成为一个作家是怎样一种光景。因为我把自己看作一个中西部人，而非犹太人。我经常被形容为一名犹太作家；同样道理，一个人有可能会被称为一个萨摩亚宇航员、抑或爱斯基摩大提琴演奏家或者一个祖鲁金斯堡专家。这很奇怪。我是一个犹太人，也写过一些书。我试着将自己的灵魂适应犹太作家的概念，但发现很不自在。我时常揣测，菲利普·罗斯和伯纳德·马拉默德和自己是否没有成为我们这个行业的哈特·施夫纳·马克斯[6]。我们在文化领域实现了这一目标，正如伯纳德·巴鲁克[7]在一张公园长椅上、波丽·阿德勒[8]在妓院业实现的东西，也正如孙中山的私人保镖双枪科恩[9]在中国所完成的。我的玩笑不够下流，不能表达我对那些机会主义者、聪明人和职业人士的轻蔑，他们往自己身上贴上这些标签，利用它们。在一个对犹太人如此灾难性的世纪，一个人不大会去批判那些相信通过宣扬犹太人的成就便可以让世界更安全的人。我本人就怀疑这种宣传的有效性。
我在公立图书馆没有阅读《塔木德经》，而是阅读舍伍德·安德森、西奥多·德莱塞、埃德加·李·马斯特斯[10]和维切尔·林赛的诗歌和小说。这些人抵抗住了美国社会的物质主义的压迫，并且证明了——这一点并没有那么快就显明——那些在巨大的制造业、船舶业和银行中心里挣扎的生活，伴随屠宰场的熏臭、巨大的贫民窟、监狱、医院和学校，同样也是一种生活。这种感知如此深刻，以至于不仅我的神经、感觉，甚至我全身的每块骨头都想将它诉诸文字，而它会涵盖我最崇拜的德莱塞也没有领会和实现的东西。我觉得我生来就是一个行动和阐释的造物，我注定要加入到一项特殊的、崇高的游戏当中。我们有很多充足的理由，可以将这以及其他形式的文明行为和仪式看成一场游戏。这场游戏最高贵的地方在于，上帝是这场被纪律约束的游戏的观众——柏拉图和其他人都如是说。这场游戏可能是一种施与、一项庆祝、一种奖赏，也是对人的弱点和局限的承认。我当时还不能像现在这样思考。而我当时写出的东西都只是一个盲目的偏执狂强迫性、愚蠢至极的自我表达。当时的我也极度骄傲、暴躁、愚蠢。
1937年的我非常年轻，已婚，很快丢掉了第一份工作，住在岳父母家里。他深情款款、忠贞不贰外加美艳动人的妻子坚持他必须得到一个写作的机会。让任何一个人关注我的写作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我的书得到的关注带给我同样多的困惑和愉悦。被人忽视将是可怕的，但是外界的关注也有其不利的一面。有时候我对批评家们稍微刻薄一点，会把他们比作给钢琴调音的聋子；而当我稍微变得宽宏大量时，我会认同已故的父亲说的，应该鼓励人们尽可能诚实地生活。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反对自己成为一个话题。当我访问日本时，我看到每个寺庙都出售祈愿卡。买下它们的人会将这些长条纸卷起来，用线系在灌木丛中和低矮的树上。那些枝丫上飘荡着数百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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