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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命运》
瓦西里·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1905年出生于乌克兰的别尔基切夫，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当过化学工程师。1930年代开始写作，得到高尔基、巴别尔等文坛大家赏识，入选苏联国家作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红星报》战地记者随军四年，大量报道莫斯科、库斯克、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等地前线战况，是世界上揭露纳粹德国死亡集中营真相的第一人。战后发表小说《人民是不朽的》《为了正义的事业》等。1960年完成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手稿被苏联当局抄没并禁止出版。1964年格罗斯曼因癌症病逝。1974年，在安德烈·萨哈罗夫、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等人帮助下，手稿被拍摄在缩微胶卷上偷运出苏联。1980年代，《生活与命运》在欧美各国相继问世，1988年在苏联出版。

目录
《生活与命运》
新版序
译者序
导读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新版序
1961年2月14日上午11点40分，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派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书稿。结果他们不只带走了那本书的打字稿，还没收了和它相关的草稿和笔记，甚至就连打出这本书的打字机与碳纸都不放过，行动规格形同逮捕一个活人，只不过他们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活与命运》，后人管它叫“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格罗斯曼很清楚自己写了些什么，当初他投稿给杂志社的时候难道没料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吗？这是后来一些学者争论的细节问题，我们先且别管，还是回到1961年情人节那场“逮捕”事件的现场，看看格罗斯曼事后的反应。他直接写了一封信给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抗议：“有什么理由让我人身自由，却逮捕了这部我为之呈献生命的书？”
当局似乎很在乎这位作者，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苏共意识形态大总管，人称“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亲自接见了他。以外表斯文谦逊、彬彬有礼而著称，但又深沉冷峻的苏斯洛夫这样子对格罗斯曼说：“我没有读过你这本小说，但我读了对它的评论和报告。……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书加入到敌人对准我们的核武器当中？又何必让它引起大家关于苏维埃体制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的讨论呢？……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在两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机会。”
一部前苏联禁书，这个身份多少就能决定一本小说的命运了。在上世纪的六十到八十年代，这个身份或许可以让一本书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受到许多关注，读者通常会期待能在里头读到铁幕背后冷酷悲惨的真相，同时间接确认了自己的幸运与幸福（好在我没活在那一边）。只不过禁书太多，能从“社会主义阵营”这边侥幸逃到另一边去的书也不少，其中只有几个例子可以赢得大名，获得最高声誉。例如《日瓦格医生》与《古拉格群岛》，它们都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最后被迫拒绝领奖）。
问题是这样的背景也会反过来限制这类小说的生命。冷战结束，它们在很多读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历史见证的价值，别无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岛》和索尔仁尼琴，很多人都会露出一丝倦怠的神情，觉得那是本过时的书与一个过时的人。《日瓦格医生》更是可悲，因为后来的文档证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来与美国中情局有些关系，被他们利用，当做冷战意识形态争战的兵器，于是无奈沾染上一层政治污迹。
至于苏联这边就更不必提了，禁书自然是没人看得见的书（审查官员例外，他们大概是那个体制内读书最多见识最广的人）。苏联解体前后，虽然它们也曾火热过一阵，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宫，因为“向钱看”的新一代实在没有太大兴趣去务虚地回顾历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还没听过的书。所以曾经遭禁的文学，便和它们命运的对立面─那些得到最高当局赞赏，赢了“斯大林奖”的作品，奇诡地共同进入历史，都没有人要看了。事后，无论是在俄罗斯，西方，还是中国，苏联文学仿佛都成了一个几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对俄罗斯以外的一般文学读者而言，俄语文学好像只到二十世纪初为止。少数诗人之外，整个苏联似乎没剩下几个值得重读的作者。以中国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情况特别奇怪，因为俄语曾是我们的主要外语之一，沙俄和苏联文学更曾是社会上的主要读物；可今天，它却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书架顶层的蒙尘典籍，“小时代”的大时代遗物。
所以《生活与命运》理应过时。一本前苏联禁书，书名土气（更像是十九世纪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