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31.epub_361图书馆

引子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时刻！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
（一）
上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上海，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灵家园。
1920年2月19日，农历除夕。寒风凛冽，被毛泽东称之为“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起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的陈独秀，乘坐轮船，从天津来到了上海。
陈独秀之所以来到上海，一是为了逃脱北京京师警察厅对他的监视和追捕；二是因为自五四运动以后，他已经深深感到“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觉醒。以20世纪政治眼光观之……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是太息者也”。他深深感到：要想救中国，一定要有一股新的思想，一股新的力量，一个新的阶级！
陈独秀抵沪不久，就被他的同乡好友柏文蔚接了过去，住进了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是一座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独门独户，一客厅一厢房，上下两层。它与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仅一步之遥；与霞飞路（今淮海路）也不过几分钟的路程，闹中取静，既安全又舒适。
陈独秀身在上海，生活清苦，但他还是一头扎进了工人之中，与各色人等控制的工会打交道。几个月过去了，他得出一个结论：觉悟的工人“必须自己组织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五一劳动节到了，上海5000多名工人在西门体育场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陈独秀作了演讲。最后大会通过决议，第一次提出了包括8小时工作在内的“三八”制要求。作为献给工人的礼物，从北京跟随陈独秀南迁至上海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在5月1日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篇幅由原来130页左右，猛增至400页，深刻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远在法国的蔡和森，看到这一期的《新青年》无限感慨，认为这是陈独秀由“宣传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标志”！
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旗手，在陈独秀的身边总是汇聚着当时一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1920年5月初，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沈玄庐、施存统、王仲甫等7人在老渔阳里2号聚会，商议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目的是为了加快翻译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的。此外，还有沈雁冰翻译的列宁《国家与革命》（他只翻译完成了第一章），恽代英翻译的考茨基《阶级斗争》和李汉俊翻译的马尔西《资本论入门》等。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界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件。毛泽东后来对斯诺的谈话中深情地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党宣言》就是这三本书之一。”
毛泽东是1920年5月抵达上海的，居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一幢石库门房子里，与他同住的是一个16岁的湖南小伙子。5月9日，毛泽东赶到黄浦江畔的码头送别了又一批赶赴法国留学的6位新民学会的朋友，在以后约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与陈独秀多次相见。
在老渔阳里2号，27岁的毛泽东与41岁的陈独秀促膝长谈。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曾表露过，是陈独秀最早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七大的工作方针》）毛泽东还对斯诺这么回忆道：“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已经知道，陈独秀正在加紧计划组建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其实毛泽东自己也已经和远在法国的蔡和森讨论过这个新的政治组织的名字，蔡和森认为，就叫中国共产党。但是他实在是等不及了。从1919年末毛泽东领导湖南的“驱张运动”离开长沙到北京，再从北京一路南下到上海，已经大半年过去了。长沙还有一大堆事情在等着他，于是1920年7月末毛泽东话别陈独秀离开上海去湖南，临行前毛泽东要求陈独秀今后多给他寄些书去。
1920年8月初，暑气升腾，阳光明丽。让我们记住这么一个早晨，17位身着长衫或西装，年轻或不再年轻的男子汉鱼贯进入老渔阳里2号的那一间小屋。他们是李汉俊、李达、邵力子、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赵世炎、袁振英、李季、周佛海、沈雁冰、李启汉、刘伯垂、杨明斋，当然还有陈独秀，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大会（发表在2010年《党史文苑》的《陈独秀创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始末》一文中，17人中无赵世炎、李季、刘伯垂；另3人为林伯渠、李中、沈泽民。笔者采用的是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中所录的名单）。
没有史料证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这次会议，但他就在上海，他的翻译，山东汉子、俄共党员杨明斋是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是在上海生活与工作的。但也有一些人是维经斯基要求由陈独秀出面邀请从外地赶来的。会议开了一整天，大会推选陈独秀为书记，以《新青年》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公开刊物，并尽快出版一个内部机关的秘密刊物，取名为《共产党》。以后委托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就刊登在这个机关刊物上。这个会议意义重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明确指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毛泽东曾非常形象地把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比作中国共产党的产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在中国这个伟大母亲的子宫里孕育的中国共产党的胎儿，是在老渔阳里2号诞生的。
（二）
1921年7月23日夜晚，13位来自全国各地党组织以及旅日党组织的代表，趁着暮色悄然走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住宅内。他们是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和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70多位党员。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特别委派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了这里。
据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回忆：当时望志路还是法租界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街的那一边还有一大块的菜地。
人到齐了，受陈独秀委托主持会议的张国焘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会议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