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红楼梦 上
红楼梦 下
三国演义 上
三国演义 下
西游记 上
西游记 下
水浒传 上
水浒传 下

《红楼梦》校注本三版序言
本书初版于1982年，至今忽忽已历二十五周年，发行量已逾三百五十万套。1994年，当此书面世十二年的时候，我们曾修订过一次，改正了初版中的一些疏漏讹误，也吸收了红学研究上的新成果。现在距离上一次的修订，又已过了十三个年头。红学是一门最具群众性的学问，它拥有的研究队伍和读者，可能远比其他学科的人数要多得多。这十三年的过程，在红学的研究上，自然又有很多的收获，因此，我们决定再次进行修订。
记得1975年校订开始之初，我们曾为选用底本，进行过热烈的争论，最后决定采用乾隆二十五年的庚辰本（指底本的年代）为底本，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接受和认可这个本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对庚辰本的研究不断深入，而且1994年齐鲁书社又出版了同样以庚辰本为底本而又汇集脂评的校订本，到2006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一种庚辰本的校订本，这说明庚辰本的真正价值，日益为学术界所认识了。我们作为首次大胆采用庚辰本为底本来校订《红楼梦》的学人，当然是欢迎的。《诗经·小雅·伐木》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种学术上的求同之心，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我们注意到，新出的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校本，尤其是2006年的作家本，大量采用了我们的校订成果，这是值得欢迎的。当时我们遵国务院古籍整理组组长李一氓先生之嘱，校记要精，只有重要的改动才作校记。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避免繁琐；另方面，也是为了降低书的定价，有利于读者购买。所以我们大量校改的文字并未出校记。遗憾的是，作家本的校者，并不说明他的校本上的校文，基本上是用了前人的成果，他把这些校文用黑体字排出，还在《校勘说明》里明确说：“补改文字，一律用黑体，使之和原抄文字相区别，便于读者区分与比较。”这段话分明就是告诉读者，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文字，全是他新校出来的。而实际上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校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我们早就校出来的。这只要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校订本一对就明白了。
我们的校订本，距今已二十五年了，当时用了七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项任务。现在有的同志同样采用庚辰本作底本，大量采用我们的校文，这足以说明当时对底本的选择和校订文字的斟酌去取，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也为后来的校订者起了铺路的作用。
学无止境，学问是与时推移，日新月异的，红学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这次的校订，参阅了近十多年来的多种新校本和红学论著，自觉收获较大。这些收获，当然不是个人的，而是反映了红学研究的成果，应该看作是红学界的共同成果。
这次校订，计正文修订共500馀条，校记修订共100馀条，注释修订共300馀条，其中增加条目200馀条；修改条目100馀条；凡例修订共3条。
以上是这次修订的总情况。
这次校订，校和注两方面都有相当的进展，这些都已包含在书里，不再一一列举。
这次参加校订工作的人手较少，主要是冯其庸和胡文彬、吕启祥、林冠夫四个人。冯其庸同志负责正文的校订，吕启祥同志负责注释的修订和增补，胡文彬同志正文和注释两方面的工作都参加，并且由他来承担校和注两方面的合成工作，林冠夫同志，考虑到他的身体，主要是请他参加讨论和商量去取。胡文彬同志合成后，最后由冯其庸同志统一审阅和修改定稿。由于第一道工序校和注都做得很认真，所以校注两方面的修改面和难度虽然较大，但质量却比以往有所提高。胡文彬同志的合成工作，负担很重，文字量也大，但做得非常认真细致。尽管恰值酷暑，我们还是尽心尽力尽快地完成了预期的工作任务。
当然，在这项工作启动以前，原校订组的副组长李希凡同志和我们四人，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有关领导曾一起开会商量确定这项工程，之后还分别取得了散处在各地的原校订组成员的同意。这也是促使我们四个人加紧努力的因素。
这里特别要谢谢陈熙中教授，他应我们的邀请，为我们写了几十条修订意见，都十分可贵。还有老友黄能馥老先生，重新为我们审定修改了有关服饰方面的注释，安徽的老友周中明教授，应我们的邀请，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为我们检核全书，写出了不少关于通假字、同音字厘定的意见和正文校补的意见。由于以上几位同志的帮助，使本书的校订，较前更有所提高。
在整个校订过程中，任晓辉同志协助我们做了许多诸如查阅资料，复印稿件，递送信息等等的工作，使得这项工作得以快速有效的运转。
本书自初版以来，不断收到各地热心的红学朋友的来信来稿，有的是热情鼓励，有的是指出错误，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最近，我们又收到河南新安县冯东先生的来信，他为我们细心地查出了错字、注码误差等等问题。还有河北的一位红友萧凤芝同志，他来信告诉我们《红楼梦》第四十七回庚辰本作“十月一”是对的。

这是北方为已故亲人送寒衣的民俗节日，不能改作“十月初一”。我们请教了周围的老北京人和北方的朋友，都说至今仍有“十月一，送寒衣”的民俗，所以我们仍依庚辰原本作“十月一”。在此我们敬向以往所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谬商榷和来信来电的读者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凡此，都说明，《红楼梦》的研究和校订，既离不开红学研究者，也离不开广大读者。《红楼梦》的修订工作，不会到此结束。我们希望今后能继续走专家和群众结合的路线，实事求是地将这部名著整理得更为完善。
红楼梦校注组
2007年8月13日
本书自2008年第三版至今，忽忽又将五载。在此期间，承广大读者和学界同仁关切，我们亦时时自省自检，发现仍存在若干疏漏和个别修改失当之处，包括印制过程中的失校。为了对读者负责，今年初，在冯其庸先生建议和主导下，对全书再做修订，具体操作悉委胡文彬、吕启祥二位，仍由胡文彬汇总，计改动正文及标点46处、注释16处。馀者技术性的改动均归责任编辑徐文凯同志。
此次小的改动乃属第三版即同一版次中的修葺。我们深知校书如扫落叶、注释如爬高坡，无有止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本书减少讹误、趋向完善，是我们的真诚愿望。
是为记。
红楼梦校注组
2013年4月

前言
《三国演义》，也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为人民所熟悉。
一
《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为止，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博引群书，注文多出本文数倍，增补了许多材料。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是一本写三国历史的史书。同时，有关三国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着重记载魏晋名公士族的言谈轶事。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记载，隋炀帝时已有曹瞒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水上杂戏。唐朝李商隐的《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以看到，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谑的材料。宋、元时代，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说三分”（即说三国故事）已是“说话”中的独立科目之一，并出现了专说“三分”的著名艺人。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讲史话本，是元初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刊刻的《三分事略》，可能就是宋人说话的底本。《三分事略》共分上中下三卷，从刘秀赏春、司马仲相阴间断狱开篇；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以诸葛亮病死结束，长达八万多字，虽然叙写简率，但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金院本、元杂剧也常常搬演三国故事，现今存留的剧目就有四十多种，剧本有一二十种。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就是在上述史书、杂记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写作者是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的说法，是符合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实际情况的。
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仅有的一些材料记载，多有参差，其中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较为可信。他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至正甲辰是公元一三六四年，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大约在一三三〇到一四〇〇年间。他所写的小说很多，相传有数十种，现在留存的，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三遂平妖传》等。他亦能词曲。所作的杂剧，除现存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以外，尚有《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等二种。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他接近社会下层，目睹当时现实斗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有所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提出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任何设想。从罗贯中所写几种小说的思想倾向看，他推崇“忠”“义”，主张用“王道”“仁政”治理天下。罗贯中一定程度上看到社会动乱的某种政治因素，但他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他这种政治主张不仅表现在《三国演义》里，在《隋唐志传》和《三遂平妖传》里也有明显反映。
现在可以见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序、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至于这个刻本与罗贯中原本之间，内容上有无不同，现在没有资料可供说明。在这以后，《三国演义》刊本越来越多，现在可见的明末刊本就有二十多种，说明流传很广。有的刊本除了加上总评、回评、眉批、夹批外，内容上几乎是相同的。
清朝初年，毛纶（字声山）、毛宗岗（字序始）父子，假托“古本”，对《三国演义》重新加以修订，并逐回评论。他们在修订中，进一步突出以蜀汉为正统，明确指出，把曹魏定为正统是错误的，而采用朱熹在《通鉴纲目》里关于蜀汉是正统的说法，声称“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读三国志法》）其次，是推崇关羽，认为关羽“报主之志坚”，“酬恩之义重”，“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毛纶、毛宗岗如此修订《三国演义》，使得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礼教观念更加浓厚。清朝统治者很看重《三国演义》，曾派人同《四书》一起译成满文，并对作为“忠”“义”化身的关羽大加吹捧；同时，为了鼓吹封建伦理观念以维护封建统治，清代统治者还大肆宣扬封建正统观念，他们以标榜“为明复仇”为号召，修建朱明陵园，自居于继明的“正统”。毛氏父子的修订，跟清代统治阶级的观点是正相符合的。此外，毛纶、毛宗岗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所说：“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馀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这种修饰加工工作，改变了原本若干松散拖沓的地方，使全书更加紧凑畅达，成为《三国演义》广泛流传的一种本子。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刊行之后，至今又约三百年了，内容上没有什么大变动。
《三国演义》写作的演变过程，有值得注意的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作者有民间艺人，也有封建文人，他们的政治、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各有差别，在漫长时期的传说和口头、书面的艺术创作里，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所以《三国演义》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第二，它是一部历史小说。三国的人物故事久已流传，为人们所熟悉，这就使创作活动受到某种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三国人物和故事。然而，作者虽不能全盘改变原有的人物和情节，却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取舍，有意识地突出或删去某些方面，进行艺术虚构，利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等等。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它一定程度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关系和生活面貌；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罪恶；提供了认识封建社会政治、军事斗争的部分材料；并塑造出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封建文人编修的史书，固然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即使是民间的、或接近于民间的文艺，也经常受到地主阶级思想不同程度的侵蚀。因此，在民间流行的平话和戏曲，有的封建意识也相当浓重，如《三分事略》、金元戏曲中的三国戏，封建意识就十分明显。《三国演义》的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不但承袭了“正史”和平话、戏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识，而且还根据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某些方面有所强化，这应该引起注意。由此可知，《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它展示了三国的历史画卷，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暴露他们凶残阴险的种种罪恶，在封建统治者残民以逞之下，不难看出广大人民遭受蹂躏的痛苦和不幸。另外《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扬“忠”“义”等。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教导，有批判地阅读《三国演义》，把这部小说当作了解我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思想材料。
二
《三国演义》反映了公元三世纪前后黄巾起义与被镇压的过程，广泛而具体地描写了魏、蜀、吴等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历史情况。
东汉末年是个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残酷、官府徭役繁重、政治腐败不堪的黑暗时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以武装斗争来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终于在公元一八四年像一声霹雳，猛然地爆发了。黄巾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动摇了它的基础，直接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生存。地主阶级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对黄巾起义军进行疯狂屠杀。黄巾起义军虽然在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罪恶的东汉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无法再维持对全国的统治。地主阶级内部各派武装集团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不择手段地发展势力，扩大地盘，他们之间面临着一场为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血腥斗争。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大小地主武装，为了取代东汉王朝，攫取财产和权力，进行了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和频繁的军事混战。《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声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在这种火烧眉睫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一面“火速降诏，令各处备御”（第一回），负隅顽抗；一面调兵遣将，向黄巾起义军反扑过来。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搜罗了大批地主阶级的地方武装，配合“官军”围攻起义军。原先相互争斗着的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派别和军事集团，在维护地主阶级政权的共同目标上，又相互勾结起来，采取联合行动，对起义军进行疯狂镇压。当农民革命归于失败后，官僚豪强间又重新进行混战。汉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何进掌权，宦官杀何进，袁绍又起兵杀宦官，董卓赶走袁绍，后来又废刘辩而立献帝刘协。各有野心的官僚豪强，朝野呼应，反对董卓。王允设计杀死董卓，而董卓的部属李傕、郭汜之辈又大杀王允和其他官僚。以袁绍为首的十七镇诸侯，以讨伐董卓为名义，先后割据一方，混战互杀。从镇压黄巾起义中起家的曹操、刘备和孙坚，在多次战争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曹操自“移驾幸许都”后，使用汉献帝名义发号施令，经过十一年的长期角逐，基本上统一黄河流域，成了割据中原地带的大军阀。赤壁大战以后，决定了曹操、刘备、孙权三国分立的形势。此后，三国之间又混战了七十二年，全国才得到统一。这些大小豪强、军阀，正像鲁迅所描绘的：“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南腔北调集·沙》）他们为了争夺统治权，今天这几个集团聚集在一起，明天又破裂了；今天那几个集团势不两立地互相混战，明天又杯酒言欢了。《三国演义》有关这种情况的描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永无休止的。这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且对认识剥削阶级的实质也有所帮助。
《三国演义》在反映这些政治军事集团争权夺利的尖锐斗争时，还描写了一个个政治骗局，一幅幅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场景。第七十八回写孙权劝曹操做皇帝，就是一个例子。孙权这独霸一方的大豪强，是早在做皇帝梦的野心家。但当他杀了关羽，吴、蜀联盟破裂，形势不利时，就遣使上书曹操，“伏望”曹操“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自己愿意“率群下纳土归降”。孙权这种做法是圈套，企图让曹操和刘备之间发生战争，同时，使拥汉派进一步反对曹操，所以这正是陷害曹操的一种手段，正如曹操所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又如第一百六回、一百七回，司马懿夺取曹爽兵权前，以“衰老病笃，死在旦夕”及其他种种假象麻痹曹爽，使曹爽感到“吾无忧矣！”然后发动突然袭击，一下致曹爽于死地。诸如此类的阴谋诡计，在《三国演义》中是屡见不鲜的。其实，这些也正是剥削阶级一贯使用的手法，他们不仅用来对付人民群众，而且也用来对付本阶级的政敌，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三国演义》的这些描写，对于我们了解剥削阶级的狡诈手段，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
这些大小豪强、军阀，两手都沾满被压迫人民的鲜血，一次次争权夺利的混战，带给人民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如写董卓：“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馀颗于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第四回）董卓由洛阳西迁长安，临行大肆烧掠，使洛阳内外“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既行，“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如有行得迟者，背后三千军催督，军手执白刃，于路杀人。”（第六回）董卓是这样，其他豪强、军阀也何尝不如此！“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第六回）最能说明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当时，社会生产力遭受空前破坏，人民大量被屠杀，地主和农民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人民生活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百姓皆食枣菜，饿莩遍野”（第十三回），而以董卓之流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则过着奢侈豪华、纵欲无度的生活，“别筑郿坞”，“内盖宫室，仓库屯积二十年粮食；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积不知其数”（第八回），形成两个阶级鲜明的对比。这些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是以残杀人民来建立他们的反动专制统治，以人民群众的血泪和尸骨来维护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的。
然而，作者描写这一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用来歌颂“王道”的一种陪衬。所以，他在批判董卓等人的同时，却又通过其“正面”人物来赞扬、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王道”。
为了欺骗人民群众，地主阶级一直极力鼓吹“王道”。他们说，“王道”是封建统治的“正道”，实行“王道”的封建统治者是“宽仁爱民”的，人民对这样的统治者则“心悦诚服”。《三国演义》把刘备美化成一个“仁慈”的、备受人民“爱戴”的统治者，也正是把他作为“王道”的化身来进行歌颂的。在写刘备从新野、樊城撤退的那些章节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作者笔下，刘备对人民群众何等关心，为了人民群众，他竟然把自己的安危都置于度外了；至于人民群众对于刘备，更是竭诚“爱戴”，宁可死去，也不愿离开刘备。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刘备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不但没有丝毫的矛盾对立，而且简直到了共命运、同休戚的地步。这种描写，企图使人们去憧憬刘备这样的施行“王道”政治的封建统治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群众不可能会出现这种鱼水般的融洽关系；历史上，也没有存在过这种情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演义》通过刘备鼓吹“王道”的同时，还把他写成封建王朝的“正统”代表。在汉献帝做皇帝的时候，刘备对汉献帝忠心耿耿，他看到“朝廷陵替，纲纪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悲愤得“心胆俱裂”（第三十七回），决心“伸大义于天下”（第三十八回），为重整汉王朝而奋斗。当汉献帝被废以后，刘备在四川做了皇帝，以继汉统，作者就把蜀汉作为三国的“正统”。而对于董卓、曹操之流，作品则一再斥责他们为违反“纲纪”、破坏“正统”的“乱臣贼子”，所谓“名虽汉相，实为汉贼”。这就是说，封建王朝的“正统”、封建制度（即所谓“纲纪”）的忠实维护者，就是“仁慈爱民”、实行“王道”的人，而人民的灾难，则是由“乱臣贼子”破坏封建“纲纪”所造成的；所以就封建统治的本质来说，是保护人民、跟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三国演义》作者批判董卓、曹操等人物，跟他的歌颂“正统”、鼓吹“王道”一样，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也正是从这种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三国演义》对农民革命直接进行了诬蔑。小说所写的黄巾军，是汉末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运动。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深刻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作者却一再诬蔑他们是“黄巾贼”，并通过小说中所谓“正面”人物之口，公然主张把农民起义军斩尽杀绝，“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反；若容其降，无以劝善”（第二回），反对农民革命的态度，十分坚决，十分鲜明。但在这里，却也就同时暴露了“王道”的虚伪性。正如鲁迅所指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封建统治阶级吹嘘的什么“仁慈爱民”、“广布恩德”，全都不过是欺骗人民、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虚伪口号，在这些口号的背后，是对人民群众极端残酷的屠杀和迫害。大肆宣扬“王道”“仁政”的《三国演义》，同时却又公然主张把起义人民斩尽杀绝，这也就有力地说明了作者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
总之，《三国演义》虽然为我们提供了若干对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具有认识意义的材料，但也宣扬了错误的有害的封建思想。所以，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批判，剔除它的封建性糟粕，明确认识作品所歌颂的“王道”、“仁政”完全是不真实的。封建社会真正代表地主阶级和体现封建统治者意愿的，不是那一类实现所谓“王道”“仁政”的“仁君”，而是另一类残民以逞的所谓“乱臣贼子”。

前言
如果要从《西游记》中挑选代表其精神特点的句子，第三十二回的“寻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也许最为恰切。试想唐僧师徒，出生入死，降妖伏魔，艰难跋涉于险山恶水之间，是多么令人心驰神往的壮举！无论取经四众，还是读者，都能在这一精神漫游中经受灵魂被洗礼的痛苦与愉悦，从而领悟人生的真谛。而在艺术思维上，《西游记》又正如前人所说“纵绝古今，横绝世界，未有如作者之开拓心胸者矣”（《古今小说评林》），以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动人表现与非凡想象，获得了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
一
《西游记》是以唐代高僧玄奘（六〇二—六六四）到印度求法取经这一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为原始素材的。玄奘自幼入寺读经，随着佛学造诣的加深，他发现佛教内部宗派很多，教义各不相同，争执不休，佛经翻译也多有不当而致费解或失真，决心去佛教发源地天竺（印度）留学取经，穷究佛法。一路之上，历经艰辛，凭着虔诚的信仰和坚强的毅力，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在印度，玄奘遍学大小乘各种佛教教义，获得了崇高的声誉。贞观十九年（六四五）玄奘返国，到达长安。往返共计十九年（一说十七年，《西游记》中为十四年）。他从印度带回梵文佛经六百五十七部，此后十九年，他先后在长安名刹弘福寺和慈恩寺主持译场，共译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伟人。
玄奘本人曾撰写了一部《大唐西域记》，记载亲身游历过的西域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环境、城邑关防、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物产气候、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情况，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但玄奘在这部书中没有记述他本人的艰难历程，客观上为后世想象他的旅途故事开了方便之门，也让他的形象被扭曲成为可能。幸好他的弟子慧立、彦悰将其事迹写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部历史上最杰出的长篇传记之一记述了玄奘心诚志坚、勇敢无畏的西行经过，与《西游记》中所描写的唐僧有很大不同。
在一千四百年前交通极其落后的条件下，具有玄奘这样长途旅行经历的人屈指可数。当他西行万里，载誉归来，轰动一时，一些神奇传说也随之产生，成为《西游记》故事的源头。如唐代小说《独异志》记载玄奘取经途中，路遇虎豹，一老僧授以《心经》，令其诵之，于是虎豹藏形，山川平易。又记载他取经出发前后寺庙中松枝的指向不同。这些在《西游记》中都还可以看到，表明《西游记》有的情节渊源有自。而《大唐西域记》中西女国只有女子、没有男人的记载以及狮子王抢夺公主为妻、孕男育女的故事，这些带有异域色彩的艺术想象，也融入了《西游记》的艺术世界。
取经题材文学化的定型始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部作品的产生时间还有争议，现在看到的是宋元刊本。此书共十七节。第一节缺失，所以不知它是怎样描写唐僧出身和西行缘起的。从第二节起，猴行者就参加进来了。此后，一行七人，经过了十几个国度和地方，取回佛经。具体情节与《西游记》出入很大，但也有些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如第十节《经过女人国》与《西游记》中“四圣试禅心”和西梁女儿国两段故事近似。其他如深沙神、王母池仙桃等描写，也让人联想到《西游记》的有关人物与情节。《取经诗话》突出描写了猴行者的神通广大，他在大战女妖白虎精中的英勇表现，已初具《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风采。不过，《取经诗话》的作者并不专注于降妖伏魔的战斗描写，重点在宣扬佛教的法力无边。
元代以来，取经题材的戏曲作品相当多，其中《西游记杂剧》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取经题材作品，它从唐僧出身遭父难写起，由观音安排西天取经，收伏龙马，率孙行者、沙和尚、猪八戒西行，经过女王逼配、火焰山等磨难，取回真经。与《取经诗话》相比，更接近《西游记》。《西游记杂剧》中唐僧师徒四人，加上白龙马，取经队伍与《西游记》完全相同。不但如此，人物的个性也更鲜明，尤其是孙行者，炼就了铜筋铁骨、火眼金睛，神通广大，变化多端，他“耳朵里取出生金棍”，“一筋斗去十万八千里”，“曾教三界费精神”。被唐僧收为徒弟后，一路降妖伏魔，既机智灵活，又勇敢乐观，与小说中的孙悟空更加相似。
元末明初时，还出现了一部名为《西游记》的平话。这部平话没有完整流传下来，但在《永乐大典》中保存了一个片断，标题是《梦斩泾河龙》。另外，朝鲜古代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也述及了《西游记平话》的情节，并引述了“车迟国斗法”的故事。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西游记平话》的情节已相当复杂。《西游记》中的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以及火焰山、女人国等重大关目，平话都已具备。而从现存的片断来看，它的描写也很细致，形象鲜明，且不乏喜剧意味。
到了明代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我们今天所看到百回本《西游记》终于问世了。
在现存最早的《西游记》版本上，只署着“华阳洞天主人校”。鲁迅根据明天启年间《淮安府志》及清人钱大昕、吴玉搢等人的记载与推论，断定《西游记》出于明代文人吴承恩之手，胡适也赞同这一说法，遂为一时之定论，后来排印出版的《西游记》就都署上了吴承恩的大名。
吴承恩（约一五〇四—一五八二），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吴家世代为儒，后来家道中落，他自幼聪颖好学，但在科举上很不得志，只做过长兴县丞这样的小官。一生悒郁，却性格诙谐，曾著有几种杂记，名噪一时。在《〈禹鼎志〉序》中，他说自己幼年即好奇闻，喜读“野言稗史”类的小说，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一些学者认为，这为他以后写《西游记》打下了基础。另外，他还有一些诗作，如《二郎搜山图歌》，呼唤二郎神似的神奇英雄，救日月之蚀，斩尽邪恶势力，论者也常将此与《西游记》联系起来。不过，也有人认为《淮安府志》虽记载了吴承恩作《西游记》，并没有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著作，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曾将吴承恩的《西游记》列入游记类作品，所以怀疑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
事实上，明代“四大奇书”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我们对它们的作者情况所知也甚少。就《西游记》而言，可以肯定的是，它同时具有世代累积型小说的演变特点，和天才小说家集大成又匠心独运的创作特点。
二
如上所述，《西游记》是由玄奘取经为题材演化而来的，因此，天然带有佛教色彩，而道教观念的加入，又使《西游记》具有了道教意味。尽管如此，对于宗教，它却能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显示出一种更为灵活的态度，甚至常常讥佛讽道，对宗教采取了一定的调侃态度，同时，又注入了作者对世俗生活的体验和知识。那些高高在上的神佛，也被作者拉到了人间，赋予世俗的特点。
正是由于《西游记》关注现世，所以它在宣扬佛道二教的同时，又让整个作品充满了理性和人性的光辉。它以幻想的形式对人的进取精神与奋斗意志，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坚韧不拔的执着追求不再只是奉献给虚幻的宗教信仰，而成了英雄人物斩妖除邪、匡危扶倾的伟大实践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战斗历程。看完《西游记》，使我们崇尚的绝不是神佛的法力无边，而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百折不挠、战无不胜的英雄主义和突出的人文关怀。
取经题材的演变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人物焦点的转移与取经团队的形成。早在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唐僧取经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唐僧之外，还有猴行者和白马；而在《取经诗话》中，猴行者的形象已非常突出；到了《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中，孙行者不但已向故事的主角演进，而且还具备了反抗的性格，为其形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再到了百回本《西游记》中，开篇以七回篇幅描写了孙悟空的诞生神话、求师访道和闹三界，他更成了结构上和事实上的主人公。与此相关的是唐僧形象的弱化，历史上的玄奘是心诚志坚、勇敢无畏的高僧，《西游记》中的唐僧则不然，他虽虔诚坚定，却又庸弱无能，更多地是带有象征性的精神领袖。而猪八戒、沙僧的加入，则使得取经团队获得了一种整体上的意义。作者显然有意识地通过取经四众表现不同的精神品格。
值得一提的是，孙悟空为什么会以猴形象出现，这是《西游记》研究中的一个谜。有的学者认为他是在中国本土传说中的猿精猴怪如“无支祁”之类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有的学者认为他的原型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猴神哈奴曼。但无论是本土传说中的猿精猴怪，还是哈奴曼，都与孙悟空的形象还有很大的距离。
从表面看，《西游记》仍是一部宗教题材的作品，书中对宗教思想也作了大力的颂扬。但是，《西游记》改变了孙悟空在以前取经题材作品中作为宗教信徒和神怪形象的性质，使之成为一个体现着社会愿望的英雄，作者在他身上寄予了当时普遍的英雄观念。他以叱咤风云的战斗姿态，荡魔除邪、匡危扶倾，表现出极大的救世热忱。同时，他又顽强执着、不屈不挠。实际上，挫折和失败对孙悟空来说是常有的事，多少次濒临绝境、九死一生，多少次被妖魔缴去金箍棒，赤手空拳，孤立无援，但是他从不气馁，往往吸取教训，计上心来，重又抖擞精神，强行索战，终于绝处逢生，赢得胜利，显示出昂扬、坚定的斗志。
不过，孙悟空的卓荦不群不仅在于他体现了非凡的英雄品格，还在于他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正是在后一点上，作者突破了固有的英雄观念及小说塑造英雄的传统模式。他也像《水浒传》中的英雄一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专救人间灾害”的斗争中去，也带有除暴安良、见义勇为的江湖好汉特点。但与其说是为了“替天行道”或“建功立业”，毋宁说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和他特有的在斗争中开拓人生、获得无穷乐趣的心理特征。有一个例子很典型。当孙悟空去救金圣娘娘时，妖魔讥讽他是替朱紫国为奴，他喝道：“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他敬之如父母，事之如神明，你怎么说出‘为奴’二字！”（第七十一回）虽然他打的也是“诳上欺君”之徒，却不甘愿以臣仆自居，还要维护自己高傲的人格独立性。他既肩负着匡世济民的伟大责任，又不断追求着自我的价值，两者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孙悟空的自我意识首先是表现为对自由的渴望。他天生地养，一开始就在精神上超越了宗法制社会对人的种种限制和约束，宣称“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第三十回）。为此，他不断反抗神佛对他的羁縻。直到全书结尾，小说还描写已经成佛的孙悟空仍未消释心头积怨，要把一直限制他自由的紧箍儿“打得粉碎”。他关心的并不是什么“大法”，而是他始终渴望的自由。其次，是对自尊的坚守。他大闹天宫的心理动机是玉帝“这般藐视老孙”，秉持着所谓“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理念（第七回）。在参加取经后，他的心高气盛、傲不为礼也时有流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老孙自小儿做好汉，不晓得拜人，就是见了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我也只是唱个喏便罢了”（第十五回）。及至迫于救师降妖的特殊情境，不得不向老怪行礼时，这个铮铮硬汉竟“泪出痛肠”（第三十四回），从反面衬托出他视尊严为性命的刚强精神。
再其次，是对自娱的追求。书中曾借人物之口说孙悟空：“你是人间之喜仙，何闷之有！”（第六十六回）这确实是对孙悟空性格的一个精彩概括。他总是以降妖伏魔为游戏，必要时连神圣的取经也要让位于他的“耍耍”（如第六十八回）。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孙悟空的大部分战斗并未取得直接的胜利，闹天宫的代价是困压五百年，取经路上也屡遭挫折。可是我们从不感到他是一个失败的悲剧英雄，因为在反抗和斗争中，他已经得到了极大乐趣，已经实现了他对自我的追求。
《西游记》对孙悟空自我意识的渲染，固然有作品以孙悟空喻“心猿”，从而说明人的私欲爆发、不得不加以遏制的意思。但从小说的实际描写，特别是给读者的印象来说，那种弘扬人的主体精神的倾向更是贯穿全书始终的。
唐僧的形象虽然与历史上的玄奘反差巨大，但也在《西游记》中获得了另一种艺术生命。历史上勇猛精进的高僧，到了《西游记》中，变得离开了徒弟的帮助，简直寸步难行，甚至连一碗斋饭都化不到。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魂飞魄散。同时还有是非不分、昏庸偏执、心胸狭窄、自私嫉妒等弱点。不过，他依然表现了虔诚悟道、持戒精进的高僧品格，是取经队伍不可替代的精神领袖。比起他本领非凡的“妖徒”来，他经受了更多的磨难和诱惑，却从不动摇，“铁打的心肠朝佛去”（第八十二回）。事实上，没有唐僧的坚持不懈，取经队伍早就作鸟兽散了。有时候，一个坚强有力的人完成某种事业并不足为奇，而一个软弱无能的人要做出同样的业绩，更让人感佩不已，因为他不仅在战胜困难，还要战胜自己。所以，唐僧也由此得到了徒弟们由衷的尊敬。
相比之下，猪八戒是另一类典型。作者在他身上把人的食色二欲夸张到了极点。他原本是仙界的天蓬元帅，因带酒调戏嫦娥，被贬下尘凡。在《西游记》中，猪八戒与孙悟空形成鲜明对比，孙悟空在花果山自由自在地称王，遨游于精神世界，猪八戒却在高老庄入赘为婿，沉迷于世俗生活。高老庄之于猪八戒，一如花果山之于孙悟空，都是性格的铺垫和预演，他是带着随时可能回高老庄做“回炉女婿”的想法参加取经的。参加取经，他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是饥饿。一路之上，作者对猪八戒的贪吃也作了不少诙谐的描写。而更严重的是，猪八戒始终没有改变好色的毛病，“四圣试禅心”时受到神灵的教训，仍不思悔改，以后又多次因急情贪色，落入妖怪的圈套。如在盘丝洞，他就自陷“情网”，被女妖用丝绳束缚得无法动弹。直至快到西天了，他仍是“色情未泯”。作者的用意当然并不是要简单否定人的正常欲望，而是通过猪八戒的喜剧性行为，表现基本欲望与理想追求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而使人能够更深刻地认识自我、把握自我。
尽管猪八戒有许多缺点，如贪吃好色，喜占小便宜等，但他并不是反面人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猪八戒自己说的“我是个直肠的痴汉”（第二十回）。这种憨厚朴实近乎呆傻的性格，不但使他在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出乖露丑，也让读者因此享有精神上的优越感而产生宽容与同情。况且，他也不是一味的愚笨，他有许多来自生活的智慧，是整天腾云驾雾的孙悟空所不具备的。作者在写尽猪八戒的直与痴时，又为他点缀了些曲与巧，使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和丰满。
与孙悟空、猪八戒相比，沙和尚显得不那么突出。但他同样是取经队伍不可缺少的一员。他是一个默默奉献的苦行僧，有着“宁死也要往西天去”的坚强意志（第二十三回），每当猪八戒抱怨魔障凶高、西天难到时，沙僧总是鼓励他“且只捱肩磨担，终须有日成功也”（第四十三回），“只把工夫捱他，终须有个到之之日”（第八十回）。正是这种顽强精神支持着他，并通过他影响了取经队伍，起着消弭分歧、调和矛盾的作用。当猪八戒打退堂鼓时，是沙和尚鼓励他坚持下去；当孙悟空吵嚷着散伙时，也是沙和尚中流砥柱，劝得他回心转意。孙悟空说“贤弟，你是个好人”（第二十七回），这朴实的表彰不是什么人都当得起的。尽管沙僧谦虚地说“我也没甚手段”（第四十一回），但没有他的协助，孙悟空有时也孤掌难鸣。在灾难面前，惊恐退缩者和勇猛精进者是两极，沙僧则以其坚韧顽强实现了他独特的个性。
《西游记》就这样通过幻想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历险克难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显示出的精神风貌。取经队伍可以说是作者经过精心提炼而建立的一个富有代表性的群体。孙悟空的机智勇敢、诙谐幽默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唐僧的坚定虔诚、软弱无能则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志行修谨，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却缺乏应对能力；猪八戒的贪图安逸、眼光如豆又反映出小生产者的保守心理；至于沙和尚的勤恳依顺，也折射着我国人民朴实、善良的品性。通过形象生动地概括民族性格的几个重要类型，作者表现出了对民族素质的深刻反省，以及希望人的精神境界臻于完美的高度热忱。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而且有很大成就的长篇小说，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水浒传》的作者，明人记载不一。郎瑛《七修类稿》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传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罗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罗贯中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施某所编”，“世传施号耐庵”。综上所说，明人大致有三种说法：施耐庵作，罗贯中作和施、罗合作。现在学术界大都认为是施耐庵作。
施耐庵生平不详，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钱塘人。《新闻报》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登载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一文，谓苏北大丰白驹镇施氏宗祠中，所供十五世祖，讳耐庵，即著《水浒》之施耐庵。以后在兴化、大丰一带又发现《施氏长门谱》等文物史料。很多研究者对上述材料的真伪持怀疑态度，尚待进一步研究。
《水浒传》版本可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繁本指文繁事简本，简本指文简事繁本。简本多草率质朴，因而流行的多是繁本。繁本主要是一百回本，题作《忠义水浒传》。著名的有郭勋刻本、《百川书志》著录本、天都外臣序本、李卓吾评本等。另有一百二十回本，多题《忠义水浒全传》，杨定见序。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在七十五回以后涉及的有关诏书、表文、文告中所署年月，均相同。如宋江破辽后，两种本子都有“宣和四年冬月”的诏书（见八十九回），宋江破方腊后上给朝廷的表文署“宣和五年九月”（百回本九十九回，百二十回本百十九回）。而百二十回本“征田虎”“征王庆”二十回（第九十一回到一百十回）故事，却根本没有留给活动的时间，矛盾显然，明代万历间有《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的本子，明标“插增”，可见是后人补写后硬插进去的。还有七十回本，研究界早已考定为清人金圣叹所删改，并不存在删改者所宣扬的“古本”。所以，只有百回本可能是《水浒》故事定型成书的最早本子，也最接近传说故事的原貌。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宋·王偁《东都事略·徽宗纪》云：“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又《张叔夜传》云：“张叔夜……以徽猷阁待制出知海州。会剧贼宋江剽掠至郡，趋海岸，劫巨舰十数。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数里，大张旗帜，诱之使战。密伏壮士匿海旁，约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另外，还有许多文献，如《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李若水《捕盗偶成》诗、范圭《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以及元代修撰的《宋史》等，也分别对起义军的声势、活动地区、受招安或被镇压以及征方腊作了详略不同和互有歧异的记载。这首先为《水浒传》的编撰提供了历史依据。
宋江起义的故事具有一定的传奇性，加上当时的特定环境，水浒故事便容易在民间流传，成为“街谈巷语”的内容，自然也就进入了文艺领域。宋·罗烨《醉翁谈录》记载宋代的“说话”，有“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等目录。南宋人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完整地记载了三十六人的姓名绰号，交代了水浒故事后面的一些情节，赞扬宋江心存忠义，不反皇帝：“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可说定下了《水浒传》中宋江性格以及全书的基调。元代无名氏编撰的《大宋宣和遗事》中，有关于水浒故事的一段描写，主要记叙三个故事，即杨志卖刀、晁盖等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对水浒故事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其中有了宋江受招安及征方腊这两大情节，奠定了《水浒传》的基本结构。元代杂剧中有一些水浒戏，如康进之《李逵负荆》、高文秀《双献功》、李文蔚《燕青博鱼》、无名氏《还牢末》、《三虎下山》、《黄花峪》等。这些水浒戏，在水浒故事的流传中，首先是扩大了描写对象，除话本中出现的杨志、武松、鲁智深，《大宋宣和遗事》中描写的宋江、晁盖外，还将李逵、花荣、李应、卢俊义、王矮虎、燕青等作为主角来写。第二是人物姓名绰号更接近后来的《水浒传》。第三是稳定了以前的一些说法和描写，如“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寨名水浒，泊号梁山”、晁盖中箭身亡等。这些对《水浒传》的创作，都起了推动作用。
《水浒传》的内容极为矛盾复杂，从它的结构可分为两大段。前七十回是第一大段。这一段主要写了两方面的内容，即抨击统治阶级的腐朽残忍和歌颂起义英雄的反抗行动。书中首先出场的高俅，本是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一脚好气球，被昏君抬举做了殿帅府太尉职事。王进母子夜奔，林冲夫妇死别，杨志怀才流落，都是由于他的迫害。这样的开头，确如金圣叹所评的那样，是为揭示“乱自上作”。在高俅周围，形成了一个封建关系网：高衙内是他的螟蛉之子，高唐州知府高廉是他的叔伯兄弟，蔡京、童贯是他的朋党，江州知府蔡得章是蔡京的儿子，北京留守梁世杰是蔡京的女婿，华州贺太守是蔡京的门人。在他们下面，则是一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从上到下，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欺压良善，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有压迫就有反抗。作者用大量篇幅从正面描写并歌颂了反抗英雄。起先是个人的反抗，如鲁达、林冲的反抗。接着便是集体反抗，如智取生辰纲、江州劫法场。由攻打地主武装到抗击朝廷大军，如三打祝家庄、大破连环马。梁山泊招兵买马，屯粮造船，成立了政权，提出了“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政治主张，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七十一回以后，写受招安、征辽、征方腊，是另一大段。前半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写忠臣反奸臣，则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宋江被招安以后，水浒英雄始终受奸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奸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指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忠与奸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揭示了农民起义的一般归宿，指出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这实际上寄托了作者深沉的感慨、对历史的深刻的思索。总之，《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后世的农民起义军从中受到鼓舞，文学艺术作品得到了丰富题材和艺术启迪。
英、美、德、法、日等国大百科全书对《水浒传》都有很高的评价。如《大英百科全书》说：“元末明初的小说《水浒》因以通俗的口语形式出现于历史杰作的行列而获得普遍的喝彩，它被认为是最有意义的一部文学作品。”它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对一些国家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外各大图书馆收藏了《水浒传》的重要版本。世界各国文字翻译《水浒传》，有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匈牙利文、捷克斯洛伐克文、波兰文、朝鲜文、越南文、泰文、日文等。各国文字的研究论著更是经久不衰。
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容与堂本为底本，参照天都外臣序本、杨定见序本等整理出版此书，初版于1975年，1981年修订重印，在社会上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今次出版，又重新校订一遍，并增加了注释，使整理工作更臻完善，可谓精益求精。校注蒇事，编辑部命余撰作“前言”，乐于从之，并记如上。
朱一玄
一九九四年十月于天津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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