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上(01-30册)

内容简介 · · · · · ·
《四库全书总目》为我国古代最大的官修图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简称《四库总目》。全书二百卷,……虽然此前也有拼页影印本和整理本,但将殿本半叶影印平装,尚属首次。此次据天津图书馆藏清武英殿本原书扫描,并编制书名和人名索引,便于广大读者翻检阅读。

32开60册,含书名索引、人名索引各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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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是中國傳統目録學的巔峰之作。它是清代四庫館持續二十餘年學術活動的主要成果,代表國家的意志,代表國家的水平。它初成於戴震、邵晉涵、翁方綱、姚鼐、周永年、任大椿等衆多一流學者之手,有乾隆皇帝的深度參與,更是總纂官紀昀一生治學心得的結晶。它“以經、史、子、集提綱列目,經部分十類,史部分十五類,子部分十四類,集部分五類,或流别繁碎者又分析子目,使條理分明,所録諸書各以時代爲次”,包括古今,縱論百家,衡鑒千秋,品評萬卷,準公論以求至當,昭去取以達至公,誠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開啓並成就了乾嘉漢學的盛世輝煌,是構建東方知識世界體系的典型代表。而放眼全球,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唯有法國的狄德羅(Denis Diderot)《百科全書》學派,及其所代表的西方知識世界體系,纔能與之媲美並肩。

《總目》的形成,經歷了分纂提要、書前提要、總目提要三個階段,前後二十餘年。分纂提要,是編纂初期,由四庫纂修官分工各自撰寫,屬於校閲圖書之整理記録及提要初稿,主要體現個人的見識與水平,影印本《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點校本《四庫提要分纂稿》共收録千餘種,可以概見最初的面貌。書前提要,是辦理七閣《四庫全書》時,由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陸費墀等人共同簽定的提要,以“臣等謹案”起頭,以“乾隆某年某月恭校上”結尾。它是集體討論、反復修改的結果,原本分置各書書前,因此又叫原本提要、閣書提要、卷前提要。民國以來,現存文溯、文津、文淵、文瀾四閣,皆有輯録本書前提要印行,可資研究參考。總目提要,理論上由總纂官、總校官共同定稿,但最終則裁於紀昀一人之手。

《總目》有抄本、刻本之分。抄本實際上有七閣抄本、武英殿刊本之底本兩個系列傳世。據記載,七閣抄本《總目》是與抄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四庫全書考證》一起辦理頒發的,最遲在乾隆五十八年皆已入閣收藏。北四閣是先後抄録,分别成書,內容間有差異,南三閣則一式三份,同時完成,內容没有不同。抄本《總目》近來時有發現。如現存臺北漢學研究中心的《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收録一千七百九十條提要,當爲乾隆三十九年左右進呈《總目》初稿的彙編本,爲七閣抄本的前奏。藏於天津圖書館的文溯閣抄本《總目》,存一百四十三卷;藏於浙江圖書館的文瀾閣《總目》,存二十七卷;臺北漢學研究中心藏有文匯閣《四庫全書目録》;藏於國家圖書館的文津閣《總目》,存二百卷,無卷首,提要內容極簡。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可以歸於刊本前的稿本、底本、定本,如上海圖書館藏《總目》,存一百二十三卷,爲乾隆四十七至五十三年間紀昀、陸錫熊、張羲年等人的修改稿;國家圖書館藏《總目》,存六十三卷,爲乾隆五十七年以後修改稿,當屬武英殿刊本的底本;天津圖書館藏《紀昀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存七十一卷並卷首、凡例、目録等,多有修改、刪定、裁割痕跡,以及手書眉批等,是紀昀最後定稿《總目》的實物見證。

《總目》刻本有浙本、殿本、粵本之别。浙本由署浙江布政使謝啓昆刊刻,開雕於乾隆五十九年,竣工於六十年十月,全書二百卷卷首一卷。因字體較小,又稱杭州小字本。刊刻之初,即以“士林傳播,家有一編”爲目標,因而廣爲流傳。殿本由武英殿刊刻,始於乾隆五十一年,中間因紀昀奉旨查辦四閣之書,提要“有須更改之處,是以停工未刻”。待“底本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副總裁曹文埴於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上竣工摺。全書二百卷卷首四卷,當時衹刷印了一百零四部。粵本由廣東書局首刊於同治七年,實乃翻刻浙本,而又據殿本改正數百處文字、卷數錯誤,但殿本與浙本的重大差異皆不採入,可謂自成一系。

《總目》清代三刻本,各自流傳有序。浙本系列有:宣統二年上海存古齋石印本,民國十五年東方圖書館石印本,民國二十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一九六五年中華書局剪輯縮印本,一九七一年臺北“商務印書館”鉛印本,一九九九年海南出版社整理本,二〇〇〇年河北人民出版社整理本。殿本系列有:光緒二十年福建書局刻本,光緒二十一年廣雅書局刻本,一九八三年臺北“商務印書館”縮印本,一九八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縮印本,一九九七年中華書局整理本,二〇〇〇年臺北“商務印書館”整理本。粵本系列有:光緒十四年上海漱六山莊石印本,光緒二十年上海點石齋石印本,光緒年間粵東居稽書莊督造本、熔經鑄史齋印本。及至今日,浙本流傳最廣,影響最大,尤其是中華書局剪輯縮印本,多次重印,成了一般學子的首選,但三欄拼接,書口被切,字小傷眼,也飽受詬病。殿本乃皇家版式,質量最優,成就最高,深得學界好評,但冷宮端坐,難以親民。粵本則已不見流傳,僅以“校本”身份出現在專家案頭。

浙本《總目》卷末,刊有浙江學政阮元跋語,內有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謝啓昆等“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之語,而殿本的刊竣時間不詳,長期被假定在乾隆五十四至五十九年之間。故而人們由此推演,自清末以來,即有“浙本翻刻殿本”“浙本源出殿本”“浙本出於殿本”“浙本據殿本重刻”等種種説法流傳。於是,“浙本出於殿本”遂成學術界主流意見。面對如此主流觀點,崔富章先生提出了强烈質疑,發表系列文章,反復申論:浙本以文瀾閣所藏抄本《總目》爲底本,刊竣時間是乾隆六十年十月,呈現的是乾隆五十七年修訂的面貌;殿本刊竣時間在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以乾隆六十年紀昀“完竣”的稿本爲底本,多出了三年的修改時間,因而更成熟與精緻,殿本與浙本比較,字詞句勘磨、卷數修改等在四百處以上,大的改動,甚至整段改寫亦有多處;殿本的刊竣時間在浙本之後;浙本與殿本並非源出同一個底本。所論持之有據,言之有理,推演嚴謹,其結論雖不致每條都令人信服,但至少“浙本出於殿本”之説不能成立、殿本優於浙本這兩點可以成爲定論,遂得轉成學術主流觀點。

浙本與殿本的關係,成爲學術公案,聚訟多時,而且牽涉郭伯恭、王重民、昌彼得、崔富章等諸多名家,令人感慨:學無止境,此之謂也。尤有進者,受其影響,洪波一九九〇年代參與主持中華書局殿本《總目》整理時,也曾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完成之後,於乾隆五十四年由武英殿首次刊印,是爲殿本。乾隆六十年浙江官府根據杭州文瀾閣所藏殿本重刻,是爲浙本”之誤。二〇一六年我奉命組建湖南大學中國四庫學中心,再與中華書局合作,準備出版繁體字《總目》整理本,而重操舊業,驚爲局外之人!於是,老老實實,從頭開始學術綜述之路,以期能夠順利進入相關研究工作。其間,久負盛名的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國學基本典籍叢刊》決定收入殿本《總目》,主其事者爲好友南江濤先生,蒙其抬舉,令在下敘言於卷前。洪波何德何能,且正苦於如何再入書山,不敢造次,謹强爲《總目》各刻本之事,以應江濤差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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