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藩部要略稿本(包文汉).pdf:

内容简介 · · · · · ·
本世纪80年代初,笔者选择了《藩部要略》这部书作为原教育部古籍整理项目。现在第一步整理任务告竣了,做到这一步实在不易,多年来在诸多师友和同行的指点、帮助和鼓励下才有这部书稿的完工。整理过程中得到了原内蒙古大学金启孮教授的指教,书稿完成,金先生不顾年迈,又为本书亲笔写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教授给予具体指导。值此书稿即将付梓之际,谨向师友和同行表示衷心地感谢。现将书稿的整理概况向读者予以介绍,因学识和能力所限,介绍的内容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祈望学者和同行提出批评与指正。

一、改定稿本概况

《藩部要略》是一部有关清朝外藩诸部,主要是蒙古部落的编年史著作。作者祁韵士。成书于道光年间,有两种刻本流行于世,一是道光丙午筠渌山房刻本,二是光绪间浙江书局重印本。本世纪80年代初期,笔者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一部张穆亲笔改定的《藩部要略》稿本。整理这部稿本时,参照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本《清朝通典》(原书名《皇朝通典》)、《清朝文献通考》 (原书名《皇朝文献通考》)等书名;张穆改定的《藩部要略》稿本与刻本又有所不同,故将《皇朝藩部要略》稿本,改称《清朝藩部要略稿本》。

张穆改定时使用的《藩部要略》稿本是清代抄本或誊清本。据北图著录:史部·杂史类,著录作《皇朝藩部要略》16卷。全书14册,分装上下两函,每函7册。书封面写有“清祁韵士撰,清抄本,张穆改定”。另一处著录“《藩部要略》16卷,张石州手定原稿本”。上函卷一、卷二之后有“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一和二,没有卷数,按顺序应是卷三和卷四,以下为卷五、卷六,直至卷十。下函始卷十一,终于卷十六,其中“厄鲁特要略七”,未写卷数,按顺序应是卷十四,所以著录为16卷。实际上下函中还有“西藏要略”一和二,也无卷数,按顺序应是卷十七和卷十八这样,全书当作18卷,与通行本的前18卷完全相同。

此本墨笔所抄,硃笔断句,页10行,行20字。书上有多处增补删改,眉上行间多有勾勾画画,还有眉批和以三角和圆圈(△和〇)表示的着重号等。删改文字有的写在书页上,有的写在粘单上。据统计,18卷中,改动处多达千余处,增补约有600余处,删减40余处。增删文字,少则一字,数字,多则几十或几百宇,最多竟达1200余字。这些增补、删改的文字,就是张穆复审时改定的,北图书目和傅增湘所指“张穆改定”当指此。

此本曾为傅增湘收藏。序文前后和书上有傅氏家族钤盖的八方印记,印文分别是“江安傅沅叔收藏善本”、“长春室主”、“傅增湘”、“藏园”、“江安傅氏藏书鉴定书籍之印”、“双鉴楼珍藏记”、“晋生心赏”、“忠谟继鉴”。[1]

傅增湘所著《藏园群书经眼录》,对此本也有记载。该书卷四,史部二。杂史类载有《皇朝藩部要略》16卷。书前目录标为“清写本,张穆改定”。卷四正文记为“清祁韵士撰,张穆改定”。又说:“祁氏原稿,张石洲穆改定。眉上行间细楷如蚕,文长者别写一幅粘附其后。据李申耆序,原名《各藩提要》,今名则石洲别行改定也。地理名著,更经宿儒手订,拟以善价收之。(癸酉),已收”[2]

为了进一步弄清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记载的《藩部要略》的有关情况,笔者专程拜访傅增湘之孙傅熹年先生。据傅先生介绍,《藩部要略》此书是其祖父早年从一位北京著名藏书家徐坊手中购买的。徐氏字梧生,山东临清人[3]。《经眼录》中所记购书时间:癸酉年,当指1933年。傅先生继续介绍说,解放前夕,大约是1947年,该书卖归北京图书馆,是赵万里先生亲自到傅家选购的。入北京图书馆后,书中又钤有“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钤记。

经过张穆改定的稿本书名作《皇朝藩部要略》。此前见于记载的书名有《外藩蒙古要略》[4],这是收入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五中序文标题的书名,当是李氏最初给此书的命名而序文中的行文,均写作《外藩提要》。张穆使用的本子,是清代的传抄本或誊清本,此本序中书名先写作《各藩提要》[5],接下文隔三行又写作《外藩提要》[6],改定稿本序中张穆亲笔将《各藩提要》和《外藩提要》均改作《藩部要略》[7]。《养一斋文集·外藩蒙古要略序》中没有《各藩提要》的记载。由此可见,《藩部要略》这一书名乃张穆最后的定名,其原如祁寯藻在《藩部要略跋》中所言,由于祁韵士的著作《西陲要略》已经刊行,故从其例也改称“要略”。[8]

此本原抄未署作者名字,张穆在原抄卷一正文前先用墨笔补写:“前史官寿阳祁韵士鹤皋纂辑”、“宝山毛岳生生甫编次”、“江阴宋景昌勉之校写”、“平定张穆季穆复审”。后又用墨笔将“纂辑”的“辑”字删去;用朱笔把四人的字“鹤皋”、“生甫”、“勉之”、“季穆”等八字删去。同时在正文右上方眉批:“以后每卷皆照此”。

经核对,正式刊行的筠渌山房本正是照此刊印的;此本所改定的书名、著者以及所改定的文字均与通行的刻本基本相同。可以断定,此本就是道光二十六年付刊的《藩部要略》的定稿本。

二、史料来源与成书过程

要弄清楚《藩部要略》的史料来源和成书过程,必先从祁韵士和他的《王公表传》说起。祁韵士是《藩部要略》的第一作者。祁韵士(1751-1815),字谐庭,一字鹤皋,号筠渌,山西寿阳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入庶常馆学习,为翰林院庶吉士,师从大教习满洲镶白旗人德保和小教习满洲镶蓝旗人富炎泰学习满文,成绩优良,深得当时满、蒙、汉学者于敏中、嵩贵(蒙古镶黄旗人)、王杰、雷轮等人器重和赏识[9]。乾隆四十五年四月,散馆,授编修。四十六年九月,充武英殿纂修《四库全书》分校官。四十七年,充国史馆纂修官,由相国国史馆总裁大学士嵇璜推荐,奉旨接管干贞纂修《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五十二年,充任国史馆提调兼总纂官。五十四年,历辛“八年而书始成”[10]。书成,深得翰林院掌院学士满洲正蓝旗人阿桂及嵇璜等人夸奖,“保荐一等,以行走勤慎,才具明练,注考引见,记名以道府用,仍加一级” [11]。嘉庆十年(1805),祁韵士受“亏铜案”牵连,发往伊犁当差。著有《西域释地》、《西陲要略》、《万里行程记》、《濛池行稿》、《西陲百咏》等书;在伊犁期间,曾在伊犁将军玛拉特松筠手下充当印房章京,协助松筠编著《伊犁总统事略》[12]。嘉庆十三年,“当差”期满,十月由伊犁起程,次年三月回到故里。晚年一度在两江总制松筠手下“襄理幕务”。陕甘制府那彦成处“授读”,又任兰山书院和莲池书院山长。嘉庆二千年病逝于山西保阳书院[13]。

祁韵士自乾隆四十七年奉旨接纂《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至乾隆五十四年“《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书成,仰蒙钦定”[14]。在编纂《王公表传》的过程中,首先阅读了蒙古、新疆等各地区、各部落的“抄送旗册”,然而这些资料“杂乱纠纷,即人名亦难卒读,无可作据”。他便同助手一起“悉发大库,所贮清字红本”阅读搜集,“凡有关于外藩事迹者,概为检出,以次覆阅详校”。各种资料相互参照,“积累既久,端绪可寻”。为了保证史料的准确性,“必以见诸《实录》、红本者为准”[15]。对于地理资料,“西北一带山川疆域,必先明其地界方向,恭阅《皇舆全图》,译出山水地名,以为提纲”。理清蒙古“王公等源流支派,则核以理藩院所存世谱订正勿讹”[16]。可见他对纷杂的资料,曾作了严密的考据。他每日早出晚归,风雨寒暑不误[17],“每于灰尘坌积中,忽有所得,如获异闻”。以苦为乐,“如是者八年,而书始成”[18]对搜集到的资料,他又同助手们“择其紧要节目,随阅随译,荟萃存作底册,以备取材” [19],数量多达数十帙。这些资料,有各地抄送的“旗册”,多至二百余旗,有内阁大库所藏的档案“红本”和“实录”,有理藩院所存外藩各部的“世谱”。这都是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来源既广泛又最直接,只有出任史官而又因工作需要才可能利用它们,而绝非一般人所能接触到的。这批资料原文除汉文外,“清字”自然是满文书写的,外藩各部落、各旗抄送的“旗册”和理藩院所存“世谱”,一定有蒙古文写的,而且数量不会少,可能还有用维吾尔文和藏文等文字书写的。这些少数民族文字史料,一般汉族学者即使有机会看到也很难阅读和利用。祁韵士本人精通满汉文,与其他满蒙汉等各族助手将它们“随阅随译”出来,荟萃成几十帙的“底册”,是《藩部要略》成书的丰厚基础,其功不可没,张穆改定的《藩部要略》稿本将他署为第一作者是当之无愧的。

在编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时,祁韵士曾用国史馆和理藩院的档案、世谱,编有资料长编称为“底册”。《王公表传》成书后,底册仍留祁氏手中,共有“数十帙”。“未经更事厘订,藏之家箧五十余年,幸无失坠”[20]。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祁韵士已去世多年,其子祁寯藻以江苏学政視学江苏,携其父所留下的“底册”赴任,驻节江阴。次年,舆地学家李兆洛进见祁寯藻,“叩鹤皋先生诸书”[21],祁寯藻拿出祁韵士所著《西陲要略》和《西域释地》二书让李兆洛阅读,并说:“《藩部要略》尚未刻也”[22],请李兆洛助成之。

《武进李[兆洛]先生年譜》:道光十八年九月为李兆洛七十寿辰,李兆洛友人及门生为其举行祝寿会,祁寯藻等数百人参加祝寿会。很有可能就在这次祝寿会期间,祁寯藻与李兆洛相见之时提出了关于整理《藩部要略》手稿一事。《年谱》:祁李相会时“祁公出其先公鹤皋先生所著书《外藩蒙古回部王公传》,则史馆时奉敕编撰稿本也。《西陲总统事略》、《西域释地》、《西陲要略》则谪戍时塞外所著也。……公以《西域释地》三种已有刊本,而《外藩传》先人精力所萃,外间少知者,意欲综各传为编年体,成一家之私书,故属之[李兆洛]先生”。[23]这部《年谱》是李兆洛门生蒋彤编著的。祁李相会后不久,李兆洛在致友人徐松的一封信中又详尽而具体地谈到了这件事情。信云:“[祁]春浦学使来[24],一见相得,深荷盼睐,学博才赡,而心平气和,通达事变,不为目论;尊人鹤皋先生在馆时,《蒙古诸王公表传》是其一手所成,近以钦定本入《四库》书,手稿藏于家,而《四库》之本外间无刊布者,意欲梓行,而恐有违碍,故于扬州文澜阁[按:当作文汇阁]中借库本钞出一校,稍更易其例,成私家之书,此于学者甚有益,于国史又有裨,欲以见委而洛深恐才不足,任之依违未果也”。[25]前述所指的《外藩传》和“手稿”,即祁韵士编纂《王公表传》的资料长编、“底册”或“手稿”,是今本《藩部要略》的原形。

三、《稿本》和《改定稿本》的学术价值

这里所指的《稿本》是张穆所利用的清抄本。当是李兆洛接受祁寯藻的委托后,交由毛岳生所“编次”的稿本。史料来源主要是《外藩传》或称作“底册”的资料长编,编就即是《藩部要略》的毛氏本,这个本大概经过“誊写”或抄录,成为张穆所利用的本子。《稿本》经张穆手定,成为《藩部要略》的改定稿本,即今藏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张穆在稿本上朱墨两笔进行增删补改,勾勾画画,眉批多处,有时加写着重号:或写△,或画〇,或写竖线-。

改定稿本的学术价值,许多内容体现在张穆对稿本的改定复审中。《石州年谱》:道光二十五年,“复审祁鹤皋太史《藩部要略》十八卷”。[26]从改定稿本上批改的文字可以看出,张穆在复审时增补和删改的份量是很大的,对《藩部要略》的成书和质量的提高贡献不小。除了确定书名和明确了作者之外,从书写形式到具体内容都有较大改动。

在行文格式方面,按古代史书惯例,对应提行而未提的作了统一。如遇“帝”、“敕”、“命”、“旨”、“谕”、“颁”、“赐”、“赏”、“朕”、“上”、“诏”、“授”、“皇帝”、“亲征”、“亲统”、“太祖”、“太宗”、“驻跸”等字句,便眉批:“凡〇〇处,皆另行,下同”;或注明“上款书另行”。

增补的内容有人名、地名、国名、数字、部落名称、事件具体内容,还有皇帝谕旨和张穆本人的“穆案”等。现举例如下:

增补人名例,如,天命九年(1624),清太祖努尔哈赤派遣使者与科尔沁部首领奥巴举行会盟,改定稿本对此纪事增补了后舍所派使臣的名字:希福[27]。天聪元年(1627),蒙古奈曼部首领衮出克、敖汉部首领索诺木杜棱等,脱离察哈尔部归附后金,进见天聪汗皇太极,随行人员有五位台吉:土谢图、岱青达尔汉、桑阿尔斋、鄂齐尔、都尔巴。张穆补文64字记载此事,增补入的五台吉名称,具有重要价值。

天聪二年,喀喇沁部不满察哈尔统治,向后金“乞内附”,首倡归附者是苏布地及其弟万丹伟征。同年,后金攻打察哈尔部,科尔沁奥巴违命不赴指定地点集会参战,皇太极派遣索尼等,“以书诘之”。上二事中苏布地、索尼等人名是张穆改定时增补的。

增补地名例,如,“癸巳年(1593),蒙古科尔沁等九部联军伐满洲,联军失败,努尔哈赤乘胜追击,“追至哈达部柴河寨南”。戊申年(1608),努尔哈赤派兵攻打乌拉部,并包围据点“宜罕阿林城”。“柴河寨南”、“宜罕阿林城”二地名为张穆改定时增补。

天命间,科尔沁部奥巴致信努尔哈赤,请求支援以御察哈尔。张穆增补信的内容43字,其中点出奥巴游牧驻地是“嫩江水滨”。天聪八年,后金召集蒙古各部会议,“定蒙古牧地疆界”。张穆改定时增补了这次重要会议的地点“硕翁科尔”。

天聪间,蒙古喀喇沁部与鄂尔多斯、阿巴噶、土默特等部联合,打败察哈尔部兵于土默特所属“赵城”。皇太极下令后金军攻打察哈尔,传檄蒙古诸部骑兵会于“绰洛郭勒”。“赵城”和“绰洛郭勒”二地名是张穆据《蒙古王公表传》补充的。

崇德二年(1637)正月,清军攻打江华岛。张穆改定时指出江华岛属于朝鲜。

为了具体说明某一事件,张穆在改定稿本中增补了必要的数字。如前文提到“赵城之战”,被打败的察哈尔兵力有“四万”;喀喇沁部与后金会盟,派遣“喇嘛五百三十人”来朝;其中的数字是张穆补入的。记述赵城之战参战的蒙古各部时,稿本遗漏了土默特部,张穆也在改定稿本上补入。

关于对具体历史事件叙述上的补充,张穆在改定稿本中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如前文中提到的天命九年蒙古科尔沁部奥巴与后金会盟事,稿本用41字叙述;张穆增补43字,补充了后金使臣的名字、身份[28]。这样奥巴表示与后金修好守约的誓言,要求归附后“赐援”等内容,对事件情节的记述就更加清楚了。

对于涉及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书信,张穆在改定稿本上多予补入。天聪九年五月,喀尔喀蒙古车臣汗和土谢图汗致信后金天聪汗皇太极,称述后金功德,表示双方通好[29];与此同时,二汗又致书林丹汗之子额哲,劝其勿事后金,而要归附喀尔喀蒙古。对这两封反映当时喀尔喀蒙古、察哈尔部、后金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信件,张穆特写粘单补入[30],并在原稿本上注明:“归附其部下夹行写入书曰至迟延云”。

天聪九年十二月,喀尔喀蒙古车臣汗硕垒及内蒙古乌珠穆沁部的多尔济、苏尼特部素塞、阿巴噶部都思噶尔等,联合派遣伟征喇嘛等4人,率132人赍书进见天聪汗皇太极,书信表示与天聪汗“愿往来通问不绝”,“共守盟约,以享太平”。张穆也将此信以粘单书写,夹注小字补入正文,计127字。

原稿本未载的重要史事,张穆亦予补入。顺治元年(1644),清帝福临登基,多尔衮摄政,进军北京,明将吴三桂求降,联合清军共同镇压李自成。这些史实,对当时的历史有重大影响,张穆把它补入改定稿本卷二。

原稿本顺治元年四月乙丑条下,张穆补文长达800余字。主要內容有二:一是吴三桂自山海关派遣属下郭云龙等给清朝的信;二是清朝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给吴三桂的复信[31]。

关于具体历史事件的补充,改定稿本中还有多处[32]。

此外,改定稿本中还有多处补入一些政策性较强的皇帝谕旨。例如:天聪元年,内蒙古奈曼部首领衮出克和敖汉部首领索诺木杜棱等投奔后金,在这一条下,张穆以粘单形式补入康熙年间关于奈曼、敖汉两部的一道谕旨[33]。谕旨主要内容是康熙帝巡视内蒙古,并派清朝官员“教养蒙古”,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指出敖汉和奈曼等蒙古地方,“地沃宜禾”,“田土甚嘉,百谷可种”’提倡和鼓励发展农业;又指出:“蒙古牲口,惟赖牧地”,对未曾垦耕的水草甚嘉之地,要“酌留草茂之处为牧地”,以发展畜牧业,使农牧业“两不相妨”。以此说明清朝对奈曼、敖汉二部的措置。

在天聪九年有关蒙古鄂尔多斯部的一条记载下,张穆补入一道康熙三十五年的谕旨,共计123字,以夹行小字记载了鄂尔多斯部落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形和当地的风土人情,指出这里水革丰美,牧畜蕃盛,围猎娴熟[34]。

四、改定稿本与其他版本

所谓改定稿本是指张穆所利用的《藩部要略》的一种稿本,在本文中以丁本名之。丁本现存北京图书馆。笔者纵观丁本,发现丁本眉批有“仍照原本”和“照原本写”[35]的字句。由此可知,丁本之前尚有其他稿本。

据《藩部要略》一书的编纂过程和有关资料,略述丁本之前的几种稿本。祁韵士死后留在家中的《王公表传》的“底册”,共有“几十帙”。祁寯藻赴江苏时,随身携此“底册”,并请李兆洛代为整理,以私家之名刊行。李兆洛《年谱》中“底册”称《外藩传》,在李兆洛致徐松的信中称“手稿”[36]。“底册”、“外藩传”、“手稿”等,都是祁韵士为编纂《王公表传》而做的资料长编或《王公表传》最原始的稿本。故本文中将“底册”、“外藩传”、“手稿”、资料长编等称之为甲本。所谓甲本,即是祁寯藻委托李兆洛整理的本子,李氏将甲本交给毛岳生,经过毛氏“编次”。宋景昌“校写”,祁寯藻、李兆洛等人从扬州文汇阁借出四库本《王公表传》,与毛编宋校本相校,“稍更易其例”[37],而“成私家之书”[38],此本名之为乙本。宋景昌所增辑的《藩部要略·藩部世系表》,可能就在借出四库本《王公表传》之时,或稍后,初步完成了《藩部世系表》,所谓“增辑”之“增”的内容,可能是在四库本《王公表传》的《表》的内容基础上再补而成[39]。

前述丁本,眉批有“原本”一说,那么,乙本与“原本”是何关系?一种可能,乙本即是“原本”,另一种,乙本不是“原本”,而是乙本的抄本或誊清本,这便是丙本。按第一种可能,丁本是乙本的抄本,即是“原本的抄本”。按第二种可能,丁本则是丙本的抄本了。归纳而言,丁本之前有甲乙两种稿本或甲乙丙三种稿本。

丁本在正式刊行前,总要进行抄写或誊清,据现有资料,对丁本进行抄录或誊清的本子,有很大可能是精抄本[40],以戊本称之。

关于戊本略作说明如次。在考察《藩部要略》版本的过程中,笔者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一部《藩部要略》(残书),为此事笔者曾向王钟翰、吴丰培二位前辈请教,同时在原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乔仁诚先生热情帮助下,在民族学院图书馆又看到一部《藩部要略》(残书)。1990年,乔先生不顾年迈,带上民族学院藏书,亲领笔者前往北大,-与北大图书馆张玉范女士等人共同鉴定,确认两所院校分藏的《藩部要略》实为一部书,两部残书合在一起还少两卷。

现分别抄录如下:

北大藏书:

《藩部要略》四册:卷一:36叶,卷二:28叶,卷三:28叶,卷四:26叶,卷五:24叶,卷六:22叶,卷七:23叶,卷八:27叶,卷九:32叶。卷一至卷二为内扎萨克要略;卷三至卷八为喀尔喀部要略;卷九为额鲁特要略。是书有“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钤记。函套外标有元、亨、利。

中央民族大学藏书:

《藩部要略》九册:卷十:46叶,卷十一:39叶,卷十二:31叶,卷十三:27叶,卷十四:17叶,卷十七:29叶,卷十八:22叶,卷十九:49叶,卷二十:44叶,卷二十一:33叶,卷二十二:9叶。卷十九至卷二十二为《皇朝藩部要略表》。《要略表》前署“原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提调兼总纂官臣祁韵士恭辑”,并钤有“寿阳祁氏藏书”钤记。

北大藏书卷九额鲁特要略,原书写作“额鲁特要略附”,这是将“额鲁特要略一”,改作“额鲁特要略附”,此举乃书贾所为。“一”字改作“附”字,明显可认。

两校藏书实为一部,分藏几十年,今日得以确认,实乃幸事[41]。

上述戊本,一般而言,社会上无正式刊本时,才会有人进行抄录,或阅读,或保存。笔者目前尚未了解戊本全貌,据初步核对,凡是丁本中张穆增补的文字,在所见戊本中均列作正文,看不出有增补的痕迹。丁本卷一粘单记载:“齐赛改斋,三页前九行”。此九个字,在北大藏《藩部要略》卷一第36页上亦有相同记载。由此可见,有极大可能性,戊本是丁本的定稿本了。

但是,还有不明或不解之处,丁本有的内容戊本没有。如卷一:“先是壬子年,明安以女归太祖为妃。其朝也,太祖迎于百里外富尔简岡”。类似的例子还有[42]。尚需今后深入研讨。

丁本有了定稿本后,道光间以筠渌山房刻本正式刊行,即道光丙午(1846)刻本,本文中以己本名之。

光绪间浙江书局以道光本为底本重刻,以庚本名之。

目前,社会上流行较多、常见的即己本和庚本。

从祁韵士编纂《王公表传》,到祁寯藻委托李兆洛等人编次《藩部要略》,以表的形式归纳如下:

原始档案(内阁大库、理藩院所藏)

甲本——乙本(毛编、宋校本)宋《表》(宋氏增辑《藩部表》、徐松重订《藩部表》)。

(底册、手稿资料长编等)

《王公表传》(四库本)

丙本(原本:改定稿本眉批“仍照原本”)

丁本(张穆改定稿本)

戊本(精抄本)

己本(道光丙午筠渌山房本)

庚本(光绪浙江书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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