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17大谜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为何放弃皇位?

在西伯利亚,一个可怜的隐士在会见主教和大公时说:“我是库斯米奇。”“你是我们原来的沙皇。”人们对他回答。

公元1836年秋,俄国大地被紫红的枯枝与落叶所覆盖。彼尔姆省的原野上是一片沉寂,地平线上只呈现出乌拉尔山的山脊。

在克拉斯努劳斯克附近,一个马蹄铁匠在炉子前的铁砧上打铁。马蹄声使他抬起头来。一个60来岁的老者骑着一匹雄壮的马走近他。马蹄铁匠先是对那匹马十分称赞,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情,之后,他才认出,骑马人是外地人,真是出人意料!

外地人停在铁匠炉前:“能给我的马钉掌吗?”铁匠马上开始工作。游历者默默地看着他干活。铁匠带着可以理解的好奇心,很快同他聊起天来。游历者从何处来?去何方?他的姓名是什么?他借机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游历者对所有问题只是含含糊糊地回答。他的穿戴像农民。然而,“他的主子派头,他的堂堂仪表和不屑一顾的沉默”与他的奇装异服极不协调。这立即使铁匠警觉起来。

在村子里,外地人到达的消息很快传开来。在彼尔姆省如同在所有的大部分居民不识字的国家一样,人们对此类事情的反应是相同的,因为游历者成为大家了解情况,打听“新闻”的最有效途径。这一天,人们带着友好和渴望的心情,把骑马的人围在铁匠炉旁边。村民与铁匠一样,均感到外地人的态度有点异样。为什么他的举止像老爷却又穿着农民的衣服?也许他是一名越狱的犯人?在俄国,人们一贯尊重并且害怕警察。

有几位村民急切想证实他们的怀疑,互相进行了商量,认为这位陌生人肯定是危险人物,应该将他送到警察局去!

虽然陌生人再三抗议,他仍然被送进城里。警察们对他进行了审问。外地人拒绝提供有关他本人的任何情况。他的神态更加傲慢,只是说他是“流浪汉”;至于他出生地点,则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他说他的姓名是费多尔·库斯米奇。警察们对此不知所措。此人的不凡气度使他们肃然起敬。如果陌生人真是一名大老爷,能像一般流浪汉那样去对待他吗?这会不会影响这些可怜的公务员们今后的晋升?

人们耐心地、几乎是恭恭敬敬地要求那个人说出真情,说清他的身份,其目的是为了避免流浪汉带来可怕后果。

这一次,“费多尔·库斯米奇”连口也懒得开了。警察们不得不执行法律:陌生人被判鞭笞20下。之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那一时期的叙述已经使我们熟悉那种排成长长队列的囚徒与流放犯人缓步向西伯利亚走去的情景。公元1837年3月26日,第43组流放犯人到达指定地点:托木斯克政府下属的博戈雅凌斯克营区。在这些疲惫不堪的人中,就有费多尔·库斯米奇。

好几年过去了。流浪汉费多尔·库斯米奇没有离开过西伯利亚。他能够离开吗?

他在一个酒厂干了5年,然后被送到一个金矿上。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蓄着长长的银白胡须、卷曲的白发垂至肩下的老人,反而名声日噪。他的整个躯体均流露出一种肉体与精神上的高贵感;更有甚者,还流露出某种圣洁性。大家尊敬他,钦佩他。他渐渐获得了自由:谁也不忍心迫使这位圣人像普通流放犯人那样去干活了。

一位很有钱的农民约翰·拉蒂斯切夫为他建造了一幢小屋。库斯米奇住进这幢小屋,像隐士一样,整天进行祈祷。大家都把他看成是圣人。但谁也不再去问他过去的情况和他的真实身份。他在家里接待克拉斯诺尔琴斯克村的孩子们,教他们识字,读圣经,教他们学习历史和地理……

多少月多少年过去了,老者的名声越传越远。人们从四面八方来会见他,乞求他的祝福。有时一些外乡人绕一个大圈子来拜谒这位被称为斯塔尔兹的人,也就是说,圣人。一位见证人这样说:“伊尔库茨克的主教阁下阿萨纳兹有一天表示希望认识这位斯塔尔兹。于是拉蒂斯切夫就驾了一匹马拉的两轮小车,来到斯塔尔兹身边。后者还没有来得及走下房前的台阶,主教阁下就赶忙迎了上去。斯塔尔兹看见他,匍伏在地;主教也接着伏在斯塔尔兹面前,两人均用额头碰地;在拥抱之后,他们又互相吻对方的手。主教阁下停步,想让斯塔尔兹先行;斯塔尔兹不肯。最后,主教只好拉着他的手,把他请进屋子里。他们二人手牵手,亲如兄弟,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用一种陌生的方言讲话,有时又低声地笑一笑;大家均极度惊讶,实在想不出,这位同教会最高领导人之一如此亲密地用外语交谈的费多尔·库斯米奇·斯塔尔兹,究竟是何许人也。

毋庸置疑,这位被当作“流浪汉”而被判刑的人,曾跻身于世界伟人之间。以什么身份?用什么方式?最了解他的人之一的J·奇斯季亚科夫对此提供了以下重要的证据:“斯塔尔兹能流利地说好几种外语,对所有政治事件以及当代的领导阶层有深刻的了解。当他叙述1812年战争的经过时,他的双眼闪烁着光芒,他极为准确地描绘他那一时代的各种事件,就像他亲身经历过一样。除此之外,他曾论述亚历山大一世胜利进入巴黎的情景,群众如何欢声雷动,在他的马的蹄子下铺上绸子,女人们又如何在他路过的地方投掷鲜花等等。他还具体说明,皇帝的随从人员此时站在什么地方,例如麦特尼茨伯爵就骑着马站在皇帝右边,他还在马鞍上放了一个厚厚的垫子……”

这些话出自一个“流浪汉”之口,实在非同寻常。另一名证人,托木斯克的居民约翰·扎伊科夫也证实了这一点,“在50年代和60年代,在托木斯克有一位名叫莱昂·萨福斯金的法院推事。他一直同斯塔尔兹保持联系,经常在我的陪同下同他聊天。斯塔尔兹有一只耳朵有点聋,在听对方讲话时,要稍微歪着头。他在讲话时,总是习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右手的手指伸进皮带下面,就像军人那样。或者他全身挺直,背朝窗户。我们走进他的房间后,我们就远远地先同他打招呼,然后默默地坐到位子上。总是斯塔尔兹提问,萨福斯金回答……斯塔尔兹讲到他的想法时,语气坚定,妙言珠玑。有时候,我们用外语讲话。我们谈论当时进行的改革,全面义务兵役制,解放农奴等。我们谈古论今,特别爱谈1812年战争。斯塔尔兹有时显示出他十分博学和对国家大事的了解十分透彻。无法不承认他具有当代重要政治家的风度。事后不久,政府在处理他同萨福斯金所讨论的那些问题时,基本上起按照他的预言去解决的。”

隐士在这西伯利亚遥远的村庄引起轰动是不言而喻的。当初,马蹄铁匠出于好奇,想打听出这位外地人到底是什么人,而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也被这种好奇心所驱动,而且他们的情绪更为激烈!

有一天,一位从军队下来的退伍士兵看见了费多尔·库斯米奇。他惊叫起来,向库斯米奇跑过去。他好像得到上帝的启示,高呼他认出了斯塔尔兹:

“他是我们的沙皇!是国父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

他瞠目结舌,站在老人面前,保持敬礼姿态僵直不动。但是,费多尔不满意地摇了摇头,小声说:

“别说了,我只是一个流浪汉。如果让别人看见你,会把你关进监狱,我也只好离开此地。别向任何人说我是沙皇。”

士兵答应照办,他连嘴也没有张,就走开了。库斯米奇再一次采用他习惯的简便解释:“我只是一名流浪汉。”然而是否有可能让这一天真的士兵说对了?

虽然这一问题显得那么离奇,但是,人们将马上看到,它的提出是有道理的。

在俄国的历史上,荒诞古怪的事情和异乎寻常的人物是层出不穷的,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形象又别具一格。在经过漫长而又艰苦的战争之后,最终战胜拿破仑的不正是他吗?

科西嘉人(2)在俄国君主面前甘拜下风。1812年的战争消灭了法国军队,因为莫斯科大火将这支军队赶到雪地里。自滑铁卢以后,欧洲已经明白,它今后再也听不见人们谈论圣·海伦斯岛的囚犯(3)了。

公元1815年12月15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返回首都圣彼得堡。他载誉而归,无限的荣耀曾伴随他到巴黎和维也纳。然而,人们奇怪地发现,这一切在他的面部表情上却毫无痕迹。

亚历山大那时年方37岁,但他已经度过了多少危险而又艰难的紧张岁月!但是,此时他却无所事事。这一位在世界各处、在各国首都刚刚经历过上述历史事件的人,对于这一突然转变是多么不适应。麦特尼茨也承认,他多么怀念那些波拿巴的作战计划迫使他度过的不眠之夜。

亚历山大在他的圣彼得堡皇宫里感到十分无聊。人们曾看见他驰骋在那长期被人忽视的帝国疆土上。沙皇似乎在一处永远待不住。他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从梁赞到图拉,从奥廖尔到库尔斯克,从切尔尼哥夫到基辅,从华沙到斯摩棱斯克,从维帖布斯克到诺夫哥德罗,他总是戎马倥偬。如何才能跟得上他呢?维亚赞斯基亲王这样说:“俄国是从驿站快车的车厢里进行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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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八 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

的确,沙皇似乎被一固定的想法所缠绕。人们经常看见他坐着,眼光茫然而不知所视。这目光充满了多少悲哀!谁敢去干扰他的阴郁沉思,则一定没有好结果。他的一名医生发现,“有时,他早晚祈祷时跪在地上长时间不起,连他双腿前侧都跪出了大片老茧”。

每一年的同一天,亚历山大似乎被一个可怕的回忆所折磨,即3月23日。那是他父亲保罗一世的逝世周年祭日。

那是一个可怕的黑夜。保罗一世是遭众人痛恨的暴君,他的疯狂行为引起了整个俄罗斯的愤怒,后来被他的卫队中的军官杀掉。那是名符其实的屠杀。谋反者差不多都喝醉了,他们用靴子乱踩遭人憎恨的沙皇的头部和躯体。

在这次谋杀事件中,当时还是沙皇继承人的亚历山大,从个人的角度讲,起了什么作用?谋反者曾要求他支持。亚历山大表示同意请他父亲下台。但是,他事先说明,只能把保罗一世流放到一个舒适的避难场所。而当时,那些人也答应照办。

当谋反者事情办完后,撞进他的房间,将一切经过告诉给他。亚历山大悲痛欲绝。

“别人会把我看成弑父之人!你们曾答应不害他的命啊!我是人间最不幸的人!”

圣彼得堡的军区司令帕赫连伯爵只是冷冷地反驳说:

“别孩子气了!”

这种看上去似乎是出自内心的失望情绪并没有妨碍新沙皇用金钱与荣誉赏赐杀人犯们。

当亚历山大同拿破仑作战时,他比较容易地忘记3月22日这一天。1815年之后,因不再有军事行动,他又记起那个阴森的夜晚,其记忆的清晰程度令人可怕。悔恨之感浸透他的心灵,而且日趋激烈,后来干脆成了一种顽念,一种摆脱不掉的固定想法。

英里斯·帕雷奥洛格(4)的诊断是:“令人不安与消沉的忧郁症以及神秘阴郁的强制性观念。”一名现代的心理病医生也会对亚历山大的病情也作出同样诊断。

公元1825年11月16日,亚历山大从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米亚来到塔甘罗格。那里有他在亚速海边的一个行宫。

在那里,在亚速海北部顶端,有一座当年彼得大帝兴建的要塞。过去,人们称亚速海为“腐烂的海”。显而易见,这一地区没有任何吸引旅游者的地方:那是一片“不毛的沼泽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狂风从那里吹过。

为什么亚历山大挑中这一偏僻地方进行休息?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他到达塔甘罗格时,因高烧而全身发抖。人们也发现他面色如土,筋疲力尽,每时每刻不停地战栗。他只好卧床。他的夫人叶利扎维塔皇后赶到病榻前并且从此不再离开。沙皇的医生们马上被召来。维利医生和塔拉索夫医生诊断为疟疾。

此时人们还未发明疟疾的特效药奎宁,所有的治疗均告无效。11月22日晚上,亚历山大的病情恶化,好几次失去知觉。

11月26日,医生们警告皇后说,已经毫无希望了。

叶利扎维塔走近亚历山大,说:

“有一件事恳求你。我知道,医生们开的药,你一律拒绝服用,但我只希望你能接受我给你提出的建议。”

“什么药?”

“临终圣事。”

亚历山大明白了,回答:

“谢谢。你下命令吧,我已准备好。”

第二天清晨,临终者从塔甘罗格总本堂神甫费多托夫手中领取了圣体。

12月1日上午10点50分,亚历山大辞世。

他的突然去世使整个俄国感到意外。一种使人不安的谣传几乎同时传遍这个辽阔的帝国:亚历山大—世可能是假装生病,假装死去,其目的是彻底消失,以通过祈祷与隐居去赎使他痛苦自责的罪孽。有人已经在说,在御棺里装的是一个陌生人,一名皇家卫队士兵或哥萨克士兵。

关于亚历山大仍然活着的秘闻越传越玄。莫里斯·帕雷奥洛格也写道,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历史学家们所面临的最含混不清,最令人迷惑的问题之一”。

因为许多作家均认为,群众中的传说是有根据的,即亚历山大并没有死在塔甘罗格。不过,他的病,临终与逝世又怎么解释呢?他认为,这一切均是精心导演的一幕剧的各个片断,沙皇是想成功地进行欺骗,以终身去进行祈祷和忏悔……

这里我们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亚历山大早就想隐退,以恢复自己个人的生活。公元1812年,他在维尔诺对季赞霍斯小姐说:“当皇帝不是我的特长,如果我能体面地改变生活条件,我将乐意这样做。”公元1815年,他在基辅对米海洛维奇·达尼尔符斯基说:“如果某人有幸担任像我们这样民族的首脑,他应该在自己体力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只要他能骑马,他就应该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就应该引退。我现在身体尚好,但是10年,15年之后,当我到了50岁时,我就……”公元1819年,他向康斯坦丁大公(5)说:“我想退位,我感到疲劳,我再没有力气承受政府这个包袱了。我现在提醒你,是想让你有时间思考一下,到时候你应该如何办。”

在1819年的同一年,他又同尼古拉大公及其夫人说到这一问题:“如果我能混在人群里,看见你经过时,我会向空中挥动帽子,向你高呼乌拉,那时我将会多么高兴!”6年以后,他的表兄弟奥兰治亲王也听到他吐露这一心里话:“我已决定退位,去过普通人的生活。”

最近,曾写过一部关于亚历山大一世优秀传记的康斯坦丁·德格吕德瓦尔德又找到一份被人遗忘的证词。这份资料就是亚历山大的表兄普鲁士亲王纪尧姆·尼古拉即后来的德国皇帝所写的《回忆录》的摘要。亲王在书中谈到他于公元1823年11月13日或14日在加特契纳同亚历山大进行的一次长时间谈话。沙皇将自己考虑的一项计划向他详细说明。他说:

“如果我在不到50岁时就死去,或者我自动退位——因为我到50岁时将退位——康斯坦丁将不会继位,因为他放弃了王位。你别感到奇怪,我感到我的精力正在衰竭,在我这个年纪,处于我目前的情况,这也并不奇怪。我对自己了如指掌,所以我敢说,不出两年,我就再没有精力和体力来治理这个巨大的帝国了。如果一名俄国皇帝在24小时之内不能跑300多俄里,不能检阅军队,不能同各级机关议论公务,不能满足社会的通常需要,他就没有资格领导俄国。我的计划已经完全拟好……我的堂兄弟尼古拉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是正确掌握俄国命运和欧洲政治的合适人选。当我退位之后,我将是第一个宣誓忠于他的人,如果他向我请教,我将乐于从命,我将完全归隐山林……”

亚历山大在谈到他的继承人时,还补充说:“他加冕的那一天,我将混在克里姆林宫仪仗台阶下的人群里,我将第一个向他高呼乌拉。”

纪尧姆亲王《回忆录》的这一段是这样结尾的:“我就这样得知,两年后将有重大事件发生。”

毫无疑问,亚历山大的想法是一贯的,他的计划从来没有改变过。也就是说,他将在满50岁之前退位。公元1825年11月,他到达塔甘罗格后,他刚刚满49岁。

我们对沙皇的临终时刻知道些什么呢?如果对照一下资料,就会发现有一些奇怪的疑点。因为此类文件不但存在,而且名目繁多。维利医生写日记,他的副手塔拉索夫作笔记,符尔康斯基亲王写下自己的感想,叶利扎维塔皇后写过书札和回忆录草稿。另一方面,还有多贝尔医生和一名仆人的证词。令人感到麻烦的是,所有这些叙述却完全互相矛盾!例如,11月28日,塔拉索夫发现:“沙皇夜里十分平静,体温下降。”但维利却是这样记录的:“君主夜间显得很烦躁,情况越来越严重。”

第二天,维利的日记有这样一条消息:“病情恶化。”但是,皇后却写道:“今天,情况明显好转……维利今天告诉我们说,我们亲爱的病人的情况完全令人满意。”

对于上述并不十分可靠的文字,能够完全相信吗?

还有一份文件,即尸体解剖报告。此份报告保存在帝国档案局里,上面有10名医生的签字。事件发生的那一天,他们均在塔甘罗格。但是,当我们得知塔拉索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他并没有在报告上签字时,我们就有点不知所措了。而实际上,报告上有他的签字。看来,那只能是伪造的。

至于报告本身,它的说服力似乎也不大。导致亚历山大死亡的发病的初期,人们诊断是疟疾;疟疾的最明显的临床表现是脾脏肿大,这一点,在解剖报告里应有说明,但实际上没有。相反,在解剖脑部时,却发现梅毒病的损伤,然而亚历山大从来没有患过此病。最后,沙皇在1824年左腿曾患过丹毒。根据报告,尸体只是在右腿上有旧伤疤。因此,无法不同意康斯坦丁·德格吕内瓦尔德的结论:“所有上述事实给我们提出了令人困惑的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

按照东正教的习俗,沙皇的遗体应露头露脸陈放好几天。去塔甘罗格教堂的群众均感到吃惊,到处都是惊叹声:

“怎么?这就是他……他可变多了……都认不出来了!”

对此,两位法国医生留下了强有力的证词。当他们见到躺在棺材里的沙皇时,他们感到惊讶。他们无法理解,在如此低的气温下,他的面部居然会完全变了形,尸体也迅速腐烂。

尼古拉一世统治了整个俄国,但是,从帝国的各个角落谣传蜂起,虽然隐隐约约,却持续不断:沙皇亚历山大仍活在人世,他将回来主持公道,扬善惩恶。

从这一点来看,可以想象,当费多尔·库斯米奇出现时,有关舆论方面的条件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他一直拒绝说出自己的身份。在斯塔尔兹周围,人们兴高采烈地重复:“他就是沙皇亚历山大!”

助长这种信念的机会太多了!最高一级宗教领导人都来拜见圣人,除了伊尔库茨克的主教外,还有托木斯克与堪察加的主教。更令人吃惊的一件小事是,两名皇族成员也经过长途跋涉,来这里同费多尔谈话。他们是亚历山大二世的长子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和阿列克赛·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

尼古拉同库斯米奇一起呆了两小时,当他离开隐者时,还吻了他的手。费多尔于是向赫罗莫夫和他的女儿说:

“祖父一辈人见我时是多么气派!父亲一辈人见我时是多么气派!而今孙子一辈人见我时又是多么寒酸!”

房东赫罗莫夫的妻子在1864年1月临死前,曾要求库斯米奇将他的天使名圣徒名告诉她,以便将来好为他灵魂的安息而祈祷。

“只有天主知道”,隐者回答。

我们还要指出的一点补充情况是,后来的尼古拉二世在1891年去日本访问后,从西伯利亚回来途中,曾到这位苦行者的墓上进行祭奠。

历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双重问题:亚历山大“正式”逝世后,有可能继续生活很长时间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是否应承认费多尔·库斯米奇和亚历山大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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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九 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

如果参考一下关于沙皇亚历山大神秘之死的卷帙浩繁的传记作品,就会很快发现,大部分历史学家们倾向于沙皇死而复活这一说法。

在那些坚信沙皇死于塔甘罗格的人当中,首先要推尼古拉·米海洛维奇。这位亲王兼历史学家在写完亚历山大一世的传记之后,坚决反对“传说”论。他写道:“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仔细地研究一下亚历山大一世的性格,就会发现,他的性格中绝无出现此类倾向变化的任何标记,更不用说在他临近老年时,他还有这种毅力在如此离奇古怪的方式下去忍受那种屈辱和贫困的生活。”

除此之外,这样“金蝉脱壳”需要有大量的同谋,特别是要得到皇后叶利扎维塔的支持。“然而,正是因为她不会装假,才部分地造成了她一生的不幸。另外,所有的同谋者均能招之即来,而且那些所有热爱沙皇或想依靠他的人,也都心甘情愿去从事这种史无前例的策划活动,这有可能吗?”尼古拉·米海洛维奇大公的意见是很有说服力的:“在根据一般道理从所有的角度研究过这一问题之后,我们得出结论,认为这种传说本身就不是十分可信的,也没有任何可以拿得出来的严肃论据来证实它。”

至于库斯米奇,大公的意见也是毫不含糊的:“可以回忆一下——而且游历者本人也证实——库斯米奇因流浪而被罚以笞杖。沙皇亚历山大甘心情愿在公众之下接受这种体罚,这有可能吗?即使是想象力最丰富的人也不会同意这一点。”

意味深长的是——这也使大公的坚定的立场大为失色——在很长时间里,同一位大公也承认费多尔·库斯米奇就是亚历山大,但他突然退缩了。曾出任驻俄国大使的莫里斯·帕雷奥洛格这样说:

“由于我同大公保持良好关系,所以我们好几次谈到了费多尔·库斯米奇,每一次我都有这样一种印象,他平时讲话条理分明甚至于很大胆,但此时却吞吞吐吐了。”

康斯坦丁·德格吕瓦尔德解释说:“今天,我们确切地知道,尼古拉·米海洛维奇在他的著作里同意官方对他的叔祖之死的说法,是违背自己的观点的。他在私下同季米特里大公和其他朋友谈话时,承认他是按照当时在位的沙皇下达的直接命令行事的。”当时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希勒德将军也是如此行事的。

令人吃惊的是,大部分皇族成员似乎都承认亚历山大与费多尔·库斯米奇是同一个人。

然而,关于沙皇死而复活的论点也存在着无法否认的弱点。沙皇的夫人患结核病,他也知道她不久于人世。因此,沙皇有意抛下夫人不管,也似乎是使人费解的事,因为她果然在几个月后去世。更令人吃惊的是,在筹备这一计划时,他并没有将皇位的继承问题安排好,以至于在他死后,这一问题给帝国政府造成了严重混乱。

主张沙皇死而复活的人并未对上述异议感到为难,他们强调,亚历山大一直声称他想在50岁前退位。他们还指出,塔甘罗格的证人的叙述是相互矛盾的,起草的报告是经过伪造的。他们提醒人们注意1825年12月7日符尔康斯基亲王写的一封信。亲王说:

“我坚持想知道,起柩时殡仪队应从这里出发呢或者应从圣彼得堡出发;我甚至冒昧地说,最好从这里出发。虽然遗体已经涂上防腐香料,但是,因此地气候潮湿,尸体面部已经发黑,甚至连死者的五官也完全变了样”

那么,费多尔·库斯米奇呢?

对此,莫里斯·帕雷奥洛格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他是保罗一世的私生子,这种血缘关系使他长得与亚历山大很像,因此得到如此多的上层人士的吹捧。

康斯坦丁·德格吕内瓦尔德表示不能接受这一解释。他认为,保罗一世的儿子于1784年死在西印度群岛海面上的英国船“先锋号”上,他的死在俄国海军档案中有确凿的材料可以证实。

应相信什么?应相信谁?当然,塔甘罗格的冒名顶替绝不是毫无可能的,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可能性甚至是很大的。因为没有确凿的材料,所以关于费多尔·库斯米奇的身份,只能在下面两个词中进行斟酌:可能与很有可能……

几年以前,安德烈大公和加布里埃尔大公这样说:“我们缺少资料,但我们宁愿相信传说。”莱昂·托尔斯泰也表示过相同的意见“即使我们不可能从历史角度证实亚历出大和费多尔·库斯米奇是同一个人,但是,传说仍保持了它的魅力和它的内在的真实性。”

还要说一句话。

公元1866年,亚历山大三世被在整个俄罗斯不胫而走的关于他的先祖死而复活的传说所惊动,他下命令打开亚历山大一世的陵墓,结果棺材是空的……

【注释】

(1)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俄国沙皇,1801—1825年在位,后人对其死争论很大。

(2)科西嘉人,指出生在科西嘉岛的拿破仑。

(3)圣·海伦斯岛囚犯,指拿破仑。拿破仑最后被囚禁在圣·海伦斯岛并死在那里。

(4)莫里斯·帕雷奥洛格(1859—1944),法国外交家,曾任法国驻俄国大使,著有《回忆录》等书。

(5)康斯坦丁大公(1779—1831),沙皇尼古拉一世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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