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指出,疯癫与理性的对立和分裂不是天然的,而是近代社会产生的特殊现象。他将疯癫与理性的关系史追溯至中世纪对麻风病的排斥。在中世纪,疯癫并不与理性处于截然对立的位置。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待疯癫的态度还是暧昧的。而且,在故事和道德寓言中,在学术作品、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疯癫都成为中心意象。疯癫是启示性的,人们正是借助疯癫,表达了对凶兆和秘密的直觉性领悟。人们只是将疯癫看做是最大的弱点,但没有危险,它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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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古典时期,人们把疯癫看成一种需要用禁闭来对付的破坏力量和威胁。福柯将1656年建立的巴黎总医院,作为古典时代对待疯癫的一个标志性记号。巴黎总医院不是一个医疗机构,而是种“治安”手段,禁闭表现出的是伦理和道德维度。被禁闭,不是因为它的非理性,而是因为它的反劳作与非道德。禁闭所的出现,正是古典时期资产阶级美德憧憬的流露。在此,道德被视作理想、律令,禁闭正是用暴力压制那些反道德的社会因素,用劳动让他们的道德升华,重获拯救。而且,疯癫者被展示、被参观、被表演,疯癫丑闻成为公开的娱乐与注意的焦点,疯子被视作是动物而不是病人,疯子的发作被认为是动物兽性的狂吼,因而,驾驭疯癫只能靠纪律或残忍。

  到了18世纪末,人们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对禁闭提出了批判,但批判并没有解除禁闭,反而使精神病院的禁闭进一步制度化。在精神病院里,医生借用科学面具使自己成为最重要的角色,对病人具有家长和法官的权威。福柯集中地分析了图克和皮内尔建立的精神病院。在图克的休养院里,被道德和宗教环境笼罩着,与邪恶完全隔离开来。为此,休养院强调“家庭”概念,疯人不过是家庭中的孩子,他应服从于家长的理性权威,而皮内尔认为,宗教刺激与引发的疯癫,是谵妄、幻觉、绝望、忧郁的根源。因此,在精神病院中,宗教不应成为生活的道德基础,而应成为医疗对象,一旦将宗教从疯人的头脑中过滤掉,疯人就可能返璞归真,情绪安定。因而,疯人院最终成为一个道德领域,美德统治了疯人院,它支配了疯癫的核心部位,它既是疯癫的真相,又是消除疯癫、越轨、罪恶的手段。图克和皮内尔的精神病院有一个共同点——对医务人员的神化。医生在疯人院内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为他们是作为司法和道德保证的化身,而不是作为个医学知识权威来发挥作用的。

  最后,福柯抨击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他认为,精神分析“始终无缘进入非理性统治的领域”,相反,只有艺术才能包容疯癫和非理性行为,才能透露体验的直觉,领略万物的终结和开端。福柯在书中提到了他心目中反理性的疯癫英雄: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阿尔托。他将理性批判的任务交给了诗人和艺术家,正是通过他们,直觉、体验、欲望、审美以一种“以暴抗暴”的方式向理性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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