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5年12月,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此举遭各方反对而引发护国运动,使其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病故。

袁世凯出身河南项城的一个大家族,他的叔祖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是这个家族的顶梁柱;他的生父是袁保中,为项城县的地主豪绅,捐了个同知官位。袁世凯系袁保中第四子,生母是袁保中之妾刘氏,他于1859年9月16日(清文宗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大清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北之袁张营。袁世凯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恰好寄书到

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因此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袁世凯被其婶母牛氏(袁保庆之妻)抚养长大,他本人也在1864年过继给无子的袁保庆为后嗣。袁世凯六岁时,养父袁保庆替他找个启蒙老师袁执中教四书五经,后又随袁保庆宦游济南、扬州、南京诸地。在南京,袁世凯师从曲沼学习武艺,并“喜游览山水,复善骑射,课暇则策马登览清凉山、莫愁湖、太平湖诸胜迹”,袁世凯自小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尝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寥寥数字,充分体现了袁世凯的雄心。

1873年夏,袁保庆病死于南京任上,袁世凯扶柩回籍安葬,其后居住于陈州府淮阳县。

1874年初,从叔袁保恒(袁甲三之子)见袁世凯游手好闲,命其赴北京家学“读书上进”。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他正正经经在北京读了4年书,长进很大。他自己说过,那几年,为了要博一个功名,他读书累到吐血,都没考取一个举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袁保恒、袁保龄兄弟对其管束甚严,袁世凯亦颇知自励,且有严师督导,数年间大有长进。是年底,袁保龄致函保恒说:世凯可堪造就,虽“文章尚不入门”,但已“竟是上中美材”了。

1876年秋,袁保恒兄弟命袁世凯返回河南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成功。落榜后,袁世凯于同年10月与沈丘于姓女子结婚,时年17岁。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袁世凯在赈灾期间表现出相当强的办事能力,工作热心,颇有优异的表现。

1878年,袁保恒感染瘟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后来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

1879年,袁世凯以袁保恒的捐赈款而获得“中书科中书”的官衔。同年秋,袁世凯再度参加乡试,仍未考中,他一怒之下把诗文付之一炬,忿然说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

袁世凯既两度名落孙山,又不愿留在乡间做土财主,因此开始考虑在外闯荡。当时袁世凯曾作诗《感事》一首以自勉:“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此诗被认为是他少年时代便有了远大志向。当时淮军将领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养父袁保庆“订兄弟之好”,所以袁世凯打算投奔吴长庆。吴长庆为了报答袁保庆的恩情,此时也写信给袁世凯,“招其往学军旅”。因此袁世凯便于1881年10月前往山东登州投奔驻防当地的吴长庆。吴长庆幕府中囊括了张謇、周家禄等名士,袁世凯在他们的指导下砥砺磨练,纨绔之气逐渐消失,“谦抑自下,颇知向学”,并认为是“有造之士”,于是被破格任命为帮办营务处。袁世凯虽然一度对科举厌倦,但他仍不甘心,在吴长庆幕府中继续读书,准备功名,他曾在1882年3月对其三哥袁世廉写信说:“弟不能博一秀才,死不瞑目”,1882年(壬午年)正好为乡试年,袁世凯本欲应举,但清朝属国朝鲜突发事变,改变了袁世凯的人生轨迹。

总督朝鲜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朝鲜王妃闵妃一党与大院君有隙,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袁世凯率领一支清军配合行动,杀死了几十名兵变参与者。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将他赞扬了一番,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报以首功。随后清军将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启了袁世凯练兵的先河。袁世凯留镇朝鲜期间,得到了朝鲜上下的一致好评,朝鲜人士称赞他:“明达夙成,留京师(汉城)期年,大得都民之心”。他也和金允植、金炳始等多名朝鲜士大夫结为忘年之至交。他在朝鲜被称为“袁司马”。

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事大党”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派人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袁世凯平定了朝鲜甲申政变有重大意义,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袁世凯因这一事件受到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重视,同时也使日本人对袁世凯“憾之刺骨,百计排陷之”,他的同僚吴兆有等亦颇为嫉妒,攻击袁世凯“妄开边衅”、“擅挪军款”。袁世凯遂于1885年初归国,赋闲在家,以避攻击。但是李鸿章决定重用袁世凯,命袁世凯于1885年10月护送大院君回朝鲜,同年11月又封年仅26岁的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俨然朝鲜的太上皇。袁世凯在朝鲜期间的任务是在“各国通商”、“友邦环伺”的情况下,使朝鲜“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内修政治,外联邦交”,换言之即强化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防止朝鲜独立自主的倾向和日俄等国的窥伺。由此袁世凯不可避免地在干涉朝鲜内政,甚至不止一次策划废黜朝鲜国王李熙。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的做法引起了朝鲜国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满,清廷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比如1888年1月朝鲜国王李熙致函请求清廷撤袁世凯,随后朝鲜驻华官员金明圭奉李熙之命,请求李鸿章换人。清廷内的张謇、张佩纶等也曾攻击袁世凯“侈然自大,虚骄尚气,久留朝鲜,于大局无益”。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虽然由于其年轻气盛而采取一些过激、粗暴的手段,但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直到甲午年日本挑起战争前还曾经多次派人暗杀袁世凯,只不过没有成功。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袁世凯暗示朝鲜政府向清政府乞援。随后日军迅速出动朝鲜,企图挑起战争。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7月19日,袁世凯化装成平民逃走,7月22日抵达天津。袁世凯回国后,又于8月6日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馥转运粮械、收集溃卒等后勤事宜,至次年5月请假回籍省亲。在前线的这10个月间,通过目睹甲午战争清军兵败如山倒的惨状,袁世凯萌生了用西法练兵的设想,他说:“窃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再加上他大力主张练兵,由此开始了小站练兵的新阶段。

创立新军

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线负责后勤期间,便主张由他募兵并编练新式军队,但未被采纳,袁世凯颇为不满,曾抱怨说:“内赞人而不用我募兵,徒何益也?”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举国上下掀起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浪潮,袁世凯亦是其中一员。

1895年6月底,刘坤一、李鸿章、王文韶三名封疆大吏联名上奏折保荐袁世凯,于是光绪帝下旨命已回籍的袁世凯入京觐见。袁世凯被光绪皇帝召见以后,又在8月底以一封万言条陈呈送皇帝,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改革纲领,其内容为储才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充分体现出袁世凯的改革思想。其中袁世凯尤其重视练兵,他“深知抓到督练新建陆军之事,前程不可限量”,不仅在给光绪帝的万言书中提出了12条西法练兵的主张,还草拟了编练新建陆军章程,“大旨则步军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

他的主张得到光绪帝及朝廷大臣的支持,1895年12月8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奕訢、荣禄等王大臣联名奏请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同日光绪帝予以批准,袁世凯正式入主天津小站,开始用西法编练中国首支新式陆军。从入京觐见到小站练兵这段期间,袁世凯积极为维新变法奔走,他加入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的强学会,与康梁等维新派过从甚密,这也使维新派将他引以为同路人,为后来的戊戌告密事件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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