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戴高乐强调巴黎的作用——“如果不是同瓦雷里一起,用巨大和奇特这些的词,来形容巴黎的作用,那又怎样来形容呢?”与此同时,坚持认为全国的财富都集中在法国东北部。这里,他重新谈到了那些从前启示过防御工事倡议者的问题,而这些防御工事应当使法兰西免遭新的入侵。戴高乐再次根据地理的首要地位,证明地理是如何逐步地导致法国将那些与各个邻国的冲突、例如与英国的冲突放在后面,将那种在不稳定的东北部使“高卢人”和“日尔曼人”永久对立的冲突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这对戴高乐来说,是一个将这两国人民进行比较的机会,而他肯定愿意这些章节列入书中最“有文学性”的章节,仿佛他想象到有朝一日,未来的《文选》会把它们收了进去似的。诚然,现在不能把这种比较看成是一种被阅读历史所启示的文笔练习,而是看作是一种对法德两国人民持同样尊重的态度。戴高乐在谈到这些章节时,犹如他在一战结束的第二天,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中赞美德国人民那样。诚然,那时赞美德国人民还不是法国的习惯作法,但也许从中可以看到一点希望——在无法预见的将来实现两国人民的某种接近的希望。戴高乐写道:
“人们可以在一起工作,但是,在某人不了解别人的价值、有时不去梦想做大事的情况下却是不可能的。可是,反应是那样不同,以致使法德两国人民永远处在不信任的状态之中。这个法国人在思想上那样井井有条,但在行动上却那样缺少章法;这个逻辑学家怀疑一切;这个勤劳的人漫不经心;这个深居简出的人在实行殖民化;这个喜欢亚历山大诗体、燕尾服、皇家花园的虔诚者,毕竟唱着歌,放荡不羁,并弄脏了草坪;这个科尔贝是卢乌瓦的同事;这个雅各宾派在呼喊‘皇帝万岁!’这个政客是神圣联盟的产物;这个沙勒罗瓦战役的失败者在马恩河畔发动攻击,简言之,法国人民是机动的、不定的、自相矛盾的的人民,日尔曼人怎么能赶上它、理解它和反对它呢?相反地,我们对德国感到担心,德国是:它最珍惜的自然力,一堆强大而混乱的本性,天生没有爱好的艺术家,继续是大地主的技术人员,好斗的父辈,作为寺庙的餐馆,森林里的工厂,用于装生活必需品的哥特式宫殿,想要得到爱戴的压迫者,看别人指头和眼色行事的分离主义者,嘴里吐出啤酒的、勿忘草的骑士,利穆赞人西格弗里看到的道路——早晨觉得它了不起,近中午时分觉得它浪漫,晚上觉得它好战——高尚的蓝色海洋,渔网从那里杂乱地打捞巨兽和珍宝,在天主教堂里,五光十色的殿堂连接着高贵的拱门,充满着细腻的声音,为了感觉、思想、灵魂,而把激情、光芒和宗教组织成一首交响乐,但那些耳堂里却一片昏暗,回响着野蛮的流言,在同眼睛、精神和心灵进行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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