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为什么要脱离共产党10年?他回归后整编的新四军,是被蒋介石当作炮灰吗?

作者 : eye2345 发布时间: 2020-03-26 文章热度:79 共5031个字,阅读需13分钟。 本文内容有更新 字体:

叶挺为什么要脱离共产党10年?他回归后整编的新四军,是被蒋介石当作炮灰吗?-361图书馆

项英(左)、周恩来(中)、叶挺(右)合影

广州起义后出走境外10年之久的叶挺,革命信念并没有动摇,始终努力寻觅着报国之门。1932年秋,强烈的思念祖国之情、报效祖国之心,促使叶挺决定立即回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党组织的期盼下,在周恩来的激励下,叶挺决定挺身而出,出任新四军军长。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洪流中,作为当年的北伐名将,叶挺的选择体现出革命者不变的初心。

含冤出走未忘党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作为起义的前敌总指挥,受到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责难和不公正的处分,心中十分郁闷。1928年夏末,叶挺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申诉,然而他的意见却被拒绝。意气之下,他出走德国,遂脱离了党组织,并过起了流亡生活。生活中的无靠,政治上的无依,曾使他痛苦沉闷。但是,叶挺毕竟是叶挺,他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他的报国之心一直是热的。他开始了不倦地读书学习,他选购的一部德文版百科全书就有几十本之多。他还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几个国家进行考察。他钻研哲学、历史、军事、文学,而专攻的依然是军事。他潜心研究军事学、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甚至还在自己的住处进行过爆破试验。他依然期待着,能有朝一日回国重上战场。

1930年4月底,周恩来从莫斯科取道欧洲回国途中,在柏林与叶挺会面并深谈。兄弟般的诚挚,战友间的规劝,使叶挺久久不能忘怀。周恩来告诫他“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干革命成功不必自我”的话,既语重心长,又富于哲理,使他从愧疚中振奋。叶挺从周恩来的谈话中,从传到柏林来的讯息中,了解到毛泽东等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知道了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经过;他对比周恩来,对比朱德、贺龙、周逸群、聂荣臻、叶剑英和陈毅等人,他们同参加起义,都曾经历过起义的失败,却都不以个人得失为重,不注重个人委屈,而以革命为第一生命。叶挺直觉汗颜。这时,国内政治局面的变动,也给叶挺很大触动。他一生痛斥的蒋介石,竟不断地“围剿”红军,招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还杀害了他的好友、抗日反蒋的邓演达,接着又在“一二八事变”中向日军妥协。强烈的思念祖国之情,报效祖国之心,促使叶挺决定立即回国。

1932年秋,叶挺以抗日救国之志,离开德国,举家迁回澳门。澳门是叶挺的“避难所”,南昌起义后,广州起义后,他都曾回到澳门隐蔽,这次回澳门,他要从这里走向抗日救国的战场。可是,面对山河破碎的祖国、内忧外患的政局,自己又是一个脱离共产党多年的人。找国民党,虽有老朋友盛情相邀,他不愿去;共产党那里,又不能去。抗日报国之路怎么走?成了一个大难题。他经常到香港,往来于港澳之间,他在联络,他在寻求。1933年11月前后,他曾以客座参谋的身份,同李济深等人从香港到福州,参与了福建事变的谋划运筹,希望通过这次事变,公开表示抗日反蒋的立场,对停止内战,团结御侮,有所推动,但对事变的成败,没有寄予多大期望。他仍在困惑中寻觅抗日报国之门。他给阳翰笙写过信,在找党,他在等待着党组织的理解和谅解。

“家里来人”促行动

“家里来人了,约你在弥敦饭店见面。”1936年5月中旬的一天,当以行医为业的柯麟同志把这个消息通知叶挺时,着实让叶挺喜出望外。因为“来人”是中共中央的一位要人——潘汉年同志。

叶、潘两位在北伐时期已经相识。1927年初,只有21岁的潘汉年,已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革命军日报》的总编辑。时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的叶挺,与潘多有接触。

在两人会面的地点九龙弥敦饭店,潘汉年首先向叶挺简单介绍了行程。

他早前已从周恩来那里得知了叶挺的经历。像对待党内同志一样,他向叶挺详细介绍了许多情况,有些是叶挺已知道的,比如从国民党方面、其他方面的报纸上已经得知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红军,红军被迫长征;更多的是叶挺不知道的。

此时,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内都在考虑抗日救亡大局。

潘汉年介绍说,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向全世界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决定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党将有重大的战略转变,将由推翻国民党统治转为联合国民党抗日,将反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中共中央其后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奋斗,争取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潘汉年说,这几天,自己已联络了一些同志和朋友,希望他们都要宣传团结抗日,“我这次来港,也是专程请教叶挺将军的。想借着叶挺将军在国民政府军中的影响力,促进联合抗日的目标早日实现。叶将军在两广地区的影响更大些,当然,包括其他地方的反蒋实力派人物,请您多多疏通,促使他们适应我党这一战略性转变”。

听到这里,叶挺完全明白了党组织的期待。

潘汉年介绍的这些重要内容,扣动着叶挺的心弦。自己作为北伐名将,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声望固然很高,但叶挺本人并不看重这些,他崇尚做实事。

同潘汉年的这次会面,改变了叶挺生活的进程。

流落海外的几年间,是叶挺最郁闷的岁月。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就像个没娘的孩子;离开了革命军队,犹如失去了生命的价值。他渴望党组织让他对广州起义的成败有个说明功过是非的机会,渴望党组织真正了解自己。妻子李秀文多次听他对友人说过,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将来都要走共产党的路。友人也问过叶挺:为什么不找共产党?叶挺说:“我已经离开几年了,要找也需要重办手续。”他的内心始终向往着共产党,却又夹杂着为难。因为,他们夫妻当时还弄不清楚,中共中央对叶挺的脱党问题,到底怎么看待。而现在却和家里(中国共产党)有了联系,不再是孤家寡人了。

尽管现在自己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但还是应该按党的要求去做。他决定响应党的号召,到内地走走,到上海,到南京,会一会那边(指国民政府军中)的朋友。这年夏天,他心中装着潘汉年同志转达的使命,携妻子、孩子一同前往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这样安排,也是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怀疑、盯梢。

此时,为了护卫南京,预防日寇再次从上海进犯,国民政府军4个师兵力,正在南京以东的苏州、江阴、常熟、嘉兴等地修筑防御工程。叶挺逐一探望了执行这一任务的高级军官,与之推心置腹,倾心交谈。叶挺坦言,蒋介石竭力“围剿”红军,走的是亡国之路;中国军人,要以抗日救国为天职,诸位同窗,要与一切坚持抗战的军队团结一心,抗日御侮。

这年11月,叶挺又到广西苍梧,专程拜访了好友李济深,和其他一些著名反蒋人士,希望他们坚守抗日要义,达成共同逼蒋抗日之势。叶挺还向他们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逼蒋抗日,绝非易事。尽管全国抗日救国的怒潮迅速兴起,反对日本侵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响彻中华;尽管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并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尽管中共中央屡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尽管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和爱国将领纷纷提出抗日主张,蒋介石却依然坚称:“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直到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出面,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才被迫同意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

恩来面见坚信念

1937年年初,全国反对内战,团结御侮呼声日高,蒋介石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已不再“围剿”红军,抗战已成国人期望之大势。

叶挺、李秀文夫妇在澳门决定择时回归故里,投身抗日大潮。他们忙碌着,安排老人的生活,整理简单的行装,不断地与国民党内老朋友联络。春节过后不久,叶挺在国民政府军队中的朋友帮助之下,举家迁往上海,住在静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里,终于结束了10年流亡(德国5年、澳门5年)境外的生活。一位挚友还赠给叶挺一部红色的德国轿车,方便外出使用。

此时,国共两党关于合作抗日的谈判,正在西安进行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周恩来接受中共中央新的使命,同国民党关于合作抗日之事开始正式谈判,于是就留在西安。由于蒋介石在“反共”与“抗日”之间患得患失,对国共谈判,多次出尔反尔,反复无常,横生枝节,百般刁难,谈判过程异常艰难曲折。周恩来从1937年2月开始,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同国民党进行了几次谈判,历时7个月。谈判的对手,先是顾祝同,后来是蒋介石本人。8月下旬,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在客观形势发展推动下,终于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叶挺寓居上海后,经常在苏州、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走动,与在国民党中任职的黄埔校友、北伐军袍泽陈诚、张发奎、黄琪翔等相见、交谈,围绕着抗战话题,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得到不少消息。他也常和共产党在上海等地的党员、领导同志交往。潘汉年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在此期间,曾多次陪同周恩来等往来于延安、西安、杭州、南京、上海之间。潘汉年与叶挺也几次得以见面。叶挺按潘汉年嘱咐,设法公开前往南京,利用关系,通过友人探听国民党亲日派的行动方针。

是年8月10日,周恩来、朱德与叶剑英受蒋介石密邀,从西安飞抵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国防会议,并继续谈判红军改编等问题。直至18日,终使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2日正式发表)之令。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在上海期间,请潘汉年安排,专门同叶挺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见面。

周恩来对叶挺说,现正与蒋介石谈判陕北红军部队改编问题,这项任务实现之后,将会把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一事提上议程。他建议,由叶挺出面改编、主持这支部队,组成一个军;叶挺在适当时机向陈诚、张发奎等表达愿望,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借此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并由陈诚出面争取蒋介石同意;如蒋首肯,就沿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番号,可称新编第四军,蕴涵继承红四军深意。周恩来简洁明了地说完自己的建议。

叶挺因为周恩来的信任而激动,又因为有机会率部杀敌而兴奋。他表示,自己只盼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实现,即奔赴前线,杀敌报国。“此亦为希夷之所期望者,希夷必前往力争,亦不辜负共产党之期望。”

周恩来与叶挺的这次见面和谈话,短暂而紧凑,但在中国抗战史上有重要作用。周恩来点将叶挺,激活了国共谈判中改编红军游击队,共同抗日的大局。

叶挺请缨组四军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叶挺目睹大批日军飞机深入闸北、浦东市区狂轰滥炸,痛恨至极;见到中国空军机群奋起应战,英勇搏击,又为之高呼助威。只可惜,中国机群力量太弱,难以扼制敌机肆虐。淞沪抗战异常艰苦,中国军队将士顽强抗击,付出重大伤亡。然而,蒋介石打了10年内战,弄得国贫军弱,以至无力抵御外侮,中国军民惨遭屠杀。这些严峻的现实,使叶挺十分悲愤,痛苦难言,更加激发了重上战场、杀敌报国的强烈斗志。

叶挺想到周恩来同志的建议,此时正是时机。于是,他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表明了自己愿即率部杀敌、以身报国的心意。

叶挺与陈诚同出自保定军校。叶挺六期毕业、陈诚八期毕业,且曾同在粤军第一师任过职,叶挺任步兵营长,陈诚任炮兵连长,算是袍泽之谊。叶挺的为人、性格,陈诚均了解。叶对陈直陈己愿,陈诚心中已自高兴。他深知,这位北伐名将是中国难得的战将,正是国民革命军急需之高级军事人才,极愿推荐。但,如非一线主官,则必可惜其才,况且叶断不会屈就,故需问得仔细。交谈中陈诚言辞甚为恳切。

叶挺抓住机会,步步深入地贯彻周恩来的嘱托。陈诚则觉得,叶挺的建议确实很好,于是当即答应为其向蒋介石疏通。

果然,蒋介石采纳了陈诚的推荐。他一面接受共产党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的改编方案,一面又没有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就于9月28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宣布经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提议的原意在于,继承北伐战争“老四军”的优良传统和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蒋介石则心怀鬼胎,另有所图。他抢先任命叶挺为这个军的军长,是借以拉拢叶挺,他以为叶挺已脱离共产党多年,可为其所用,会帮助他把这支部队改造成国民党的军队。如叶不就范,便将这支部队送上前线,假日寇之手消灭之。

经过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蒋介石对于国共合作,其实并非真心诚意。当月下旬,叶挺接受中共中央赴延安面谈的要求,从南京出发,于11月3日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热情欢迎与接待。此行,叶挺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军事战略,表示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率领新四军将士,坚决抗战到底。

——摘自《炎黄春秋》2019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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